尘世上好像没有“公平”二字。王玉德夫妻至老膝下无儿无女，而返回老家的玉宽却连生几个孩子，食难饱肚，衣难蔽体，两口子日夜为难以抚养他们成人而熬煎，万般无奈，想到了把孩子给人，给谁呢，按陕北的习俗，优先考虑本家，玉宽先征求大哥的意见，玉德呢，年近不惑，以后总得有个依托，能抱养自己兄弟的孩子，当然再好不过，毕竟是一架山上下来的，还有，自己带上一个，起码可减轻老二的一份负担。在商量抚养哪一个时，两兄弟各有己见，玉德坚持认为：古人有话，光景行不行，长子不顶门，抱上个小的就是了；玉宽则强调，亲兄弟，不要分什么长次，把大小子卫儿抱过来，省得嫂子擦屎端尿。领受了玉宽的一片诚心，玉德答应让卫儿来延川，户口落在自己名下。
1957年的仲冬，大自然的严寒更甚于政治形势的冷峻。玉宽领上七岁的卫儿，在凛冽的寒风中，踏上第二次移民的途程。卫儿太小了，一百七十里老光子路，靠他那两条短腿把，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别说生他的玉宽看着心里难受，连过路人瞧见也怪心疼。可卫儿又太大了，要再小上个四五岁，当老子的将他往拿粪兜子里一放，挂在脖颈上，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累是累一点，但比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顶寒风朝前移，心里要好受得多。
第二天傍黑，玉宽和卫儿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来到玉德家。玉德此时的光景，虽不如从前，但较之玉宽，显然强得多。嫂子李桂珍，见领来了侄儿——以后的儿子，喜得眉开眼笑，擀白面，调酱汤，荷包蛋嫩黄嫩黄，油炸葱丝喷香喷香，吃得父子俩汗水直淌。晚上，向西的两孔石窑，老兄弟俩顶一孔，她和卫儿睡一孔。麻油灯下，卫儿那黧黑的圆脸庞，睡梦中小嘴还在嚼着，嘴角泛出涎水，李桂珍惬意地笑了。有了儿，就有了指望，再苦再累，也得把孩子抚养成人，王家也要出个当官的，就像文安驿的曹区长，衫子上缀着四个口袋，裤子缝上也开两个，走起路，手背在背后，连村长都教训。至于让卫儿长大以后，荣登中国文坛的最高奖赏——茅盾文学奖的榜首，这位善良的农村婆姨，根本无从设想。她不懂文学为何物，也不知道茅盾是何许人，更不指望儿子长大写书，靠那还能吃饱饭？
穷人的孩子心眼开，卫儿挺懂事，和村里同年等岁的男女娃娃和睦相处，从不磨牙斗嘴，穿着件不合体的大袄子和打满补丁的裤子，活蹦欢跳于他们中间，“藏野猫”、“打瓦片”、“黄鼬逮鸡”，饿了，回家寻上块冷团子，累了，连露脚趾的鞋也不脱，就上炕歇息，反正除了半截苇子席也没什么怕弄脏的铺陈。
晚上睡下，寒冷难耐，慈眉善目的大妈，将他拉进自己的被窝，捂热他冰冷的双脚片子，不知怎地，大妈觉着卫儿久久不能入睡，布被在轻轻地抖动。
“卫儿，你做什么？”
“我练习写字。”
大妈这才摸见卫儿，用小手指头在肚皮上画着，滚烫的泪珠夺眶而出，她泣不成声地念叨：“过了年，大妈给你买本子，买铅笔，送你也上学。”
“大妈，我不逃学。”
母子俩紧紧地搂在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