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路遥的朋友多，这种饭吃不对，再做另一种，变着花样让他多吃一点饭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老家里这样。我觉得我老伴说得不无道理。
哎呀，我说得是不是脱题了？
（没有脱题。您正在生动、真切地向我们讲述您和路遥的友谊）
是的，朋友和友谊是一种只有开头、永远不会有结尾的主题。
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而且，一来就不走了，一直要住到春节收假，我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
路遥病逝之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归故里，原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正在西安，为了路遥的事，他打电话让我到“芷园”见他。我说，霍世仁也对我讲过类似你的想法，他说，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谈。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于是，我们五个人在芷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我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我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报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和我在芷园开会的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个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通过文艺处的王兰英同志为我带来口信：要我们就重新安葬路遥之事，打个报告，宣传部解决一点儿经费。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说来容易，做时难”。重新安葬路遥这件事情，尽管一路“绿灯”，其实，做起事也非常麻烦。征求路遥亲属的意见，墓地的选择，设计和施工都非常具体。当时，我还在《延安文学》总编的岗位上。本来就是“超负荷”运转，而这些社会工作，又不能不做。记得有一次要腾出一上午的时间去延大办事，头一天晚上我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钟。
我感谢许多朋友对我的信任。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也是愉快的。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说吃亏，不说吃苦，不说委屈……我曾在一首“致老妻和孩子们”的诗中写道：
对于我的死亡，
不要悲伤，不要哭泣；
我无怨无悔地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