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祥的爹带走了我的胆怯，让我更加坚强；善良的娘带走了我的迷茫，让我的人
生更有方向。
1999年10月7日，我没了爸爸。
2000年12月16日，我没了妈妈。
那才是我真正长大的日子。
那一刻，除了悲伤，我感到了一段彻骨的孤独，似乎一切的成就都在一种力量面前化为乌有。我是个孝子，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孝子。父母给我的不仅是骨血和容颜，更是一种深深的烙印，我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在他们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按照理性解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当我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见到自己的名字也被刻上石碑的时候，我知道父母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
慈祥的爹带走了我的胆怯，让我更加地坚强；善良的娘带走了我的迷茫，让我的人生更有方向。
我不敢轻易回忆童年，因为我的今天与我的童年生活天壤之别。童年时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父亲母亲的回忆，关于贫寒的家和自卑的自己。也许当年还曾经有过委屈，今天为人父母才知道，虽然经历了一个清苦的童年，但是我得到的一切都是父母能给我的最好的生活。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每顿饭也仅仅是能吃饱，而且没过一会儿就饿得饥肠辘辘。
虽然贫穷，我的家教却非常严格。无论多饿，一定要等长辈坐好了才可以动筷子，而且只允许夹靠自己一边的菜，绝对不许有什么失礼行为。饭桌上很少有肉，即使有一点也要家里人一起分享。记得一次妈妈端上来一盘切得薄薄的香肠，那香味让我直咽唾沫，数数香肠的数量，也就够一人吃一片。哥哥姐姐很懂事，都像没看见似地只管吃自己碗里的饭，爸爸伸出筷子，夹了两片轻轻放在我的碗里。
我看了看爸爸，又看看哥哥，夹起一片咬了一小口，咂摸着滋味。忽然皱了皱眉头，把另外的一片香肠又放回了盘子，小声地说：太难吃了！因为我知道一人只有一片，我吃两片就意味着没有爸爸或妈妈的份。我以为自己这么做就是懂事，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却因此大发雷霆，一下扔了筷子，怒吼着冲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难吃，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说完，跑到一边，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喘着粗气。我委屈地看着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吞咽着没有滋味的饭菜，眼泪啪啦啪啦地掉进碗里——当时我无法理解父亲生气的原因，反倒觉得自己好心好意却挨批评。爸爸怎么连我的心意都不懂呢？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懂事”伤害了父亲的自尊心：一个大男人，连让自己小儿子吃片香肠的能力都没有，还要年幼的孩子自己去谦让。
父亲是个活得极有尊严的人，家境再穷也不希望孩子们在忧郁中度过。当他看到9岁的儿子因为贫寒的家境开始变得“懂事”时，内心的伤感可想而知。
母亲是一位慈祥的普通妇女。她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像天下的很多母亲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一阵大张旗鼓的表扬之后，老师派班长、学习委员到我家给家长报喜。我欢天喜地地领着同学，一路上说说笑笑。本来在学校我属于不善言谈的，家境不好让我始终有自卑感。这一次拿了年级第一，立刻有了自信心，性格一下变得活泼开朗。
高高兴兴到了家，因为比平时回来的早，大人都还没有下班，院子里面冷冷清清，我七拐八绕到了家门口，忙不迭地冲屋子里喊：“妈妈，我们同学来了，我考试第一名！”我连珠炮似地说了好几遍：“妈妈，我考试第一。这是我们同学，来告诉您的！”
没有妈妈的应答。
她正在我家低矮的小厨房里干活。1月份了，妈妈还只是穿着一件单薄的青布褂子，弯着腰，正费力地将烧火用的煤块码放在炉子边上，两手煤黑，裤子上也蹭上一块块黑印，一绺头发耷拉着遮住半拉脸，妈妈看了我们一下，眼睛里没有什么惊喜，只是平静地直直腰，举着两只满是煤末的手，却没有去拿同学手里的喜报。答应了一声之后，又弯下腰，继续干活。
同学的眼睛中也透出了一种失望和不理解。其中一个同学没有忘记学校交给的任务：“阿姨，朱军考试得第一，老师叫我们给您报喜。”
妈妈再次直起腰，回身看看我，用手背轻轻抹了一下脸颊，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
说完又出门继续搬煤。
我傻愣愣地站在门口，同学们一脸愕然地看着我。
我又小声嘟囔了一句：“妈，我考试得了第一。”
妈妈继续干活，搬起了一簸箕煤，对愣在一边的我们说：“孩子们，我知道了。你们快回家吧，谢谢你们。”语气平静地像完全没有报喜这回事。
同学将那张粉红色的喜报放在桌上，我尴尬地站在院子里，勉强送走了同学，心中的委屈从头涌到脚，觉得自己的成绩被母亲否定了，自己的面子被母亲打碎了，刚刚建立不到半天的自信心被母亲摧垮了，自尊心被母亲伤害了！
我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看着母亲来回搬运煤块也不像往常那样去帮忙。母亲忽然间在我的心中变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近人情。好几天，我都闷闷不乐，甚至故意不理睬母亲。
在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的心里，也许渴望有这样一个美好情景：漂亮的母亲站在亮堂堂的院子里，见到同学们送来的喜报，不停地夸奖自己，拿出好多糖果招待同学，甚至还请同学在家吃饭——这事关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天我觉得脸被丢尽了，从此更不爱和同学说话了，开始感到家境的贫寒带给我的压力，甚至变得心事重重。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照例和母亲没有什么话说，走到房间门口，我愣住了。
母亲一个人坐在床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褪了色的青布褂子，她身后的墙壁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大哥得到的各种奖状，足足占了半面墙。大哥从小学开始，年年是三好生，有一年还被评选为兰州市“三好学生”。那时候，大哥是父母的骄傲。每次拿来奖状，他并不张扬，悄悄放在家里桌子上，母亲看到后，就端端正正贴在墙上。直到大哥参加工作，他上学时的奖状还贴在墙上！
夕阳的余辉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瘦弱的身上。她手中拿着我那张粉红色的喜报，轻轻摩挲着，偷偷地掉眼泪——
那一刻母亲的形象，像一副经典油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对母亲的记恨顿时烟消云散。母亲对我的爱，对我的每一点进步，发自内心地高兴。只是为了让我明白，家里穷，上学是一种奢侈的付出，学好功课理所应当，不应该那样张扬。
直到母亲去世，我都没有和她提起这件事，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长大之后，无论是回兰州家里，还是把母亲接到北京住，只要有我的同事朋友在场，母亲无论身体多么难受，都要特意换一件利利索索的衣服，把头发梳理整齐，端端正正，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拿出最好的烟酒茶水招待我的同事朋友，和大家聊天。见过母亲的朋友都说：
“朱军的妈妈气质真好，难怪养出了这么一个儿子。”
听了这话她总是特别高兴，直到她身患绝症，依然是衣着整齐地出来见我的朋友，给足了儿时我那份缺失的“面子”。每当这时，我的心里都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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