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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追光灯里面的身影
作者 : 朱军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

  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

  

  

  我成了职业的文艺工作者,每天的固定科目不再是训练,而是随着军区的演出队排练节目,到各地驻军部队进行慰问演出。那时我演出的最主要节目是相声,“一张嘴”就是全部“行头”,简便易行。不久,我便成了部队的“笑星”,还经常和专业相声演员同台演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命运又让我结识了一位“贵人”。如果说前面的恩人是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么这个人却当之无愧成为我人生的设计师。

  

  他就是当时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曲艺队队长,现在天津市曲艺团的党委书记许秀林。

  

  

  2004年,当我们节目组策划《艺术人生·春节特别节目——父老乡亲》的时候,提到了天津相声,我全力推荐许秀林老师。在《艺术人生》策划的众多节目中,这是我唯一一次“徇私情”。许老师应该不算大笑星,但是我知道他内心对相声艺术的执着、追求,常人难以企及,他的“艺术人生”不事张扬却不同凡响。那天我们在舞台上合作了一个节目叫《歌的海洋》,本来16年前我和许老师第一次合说的就是这个相声,特逗的一个段子,但是那天望着身边早生华发的许老师,我平生第一次说相声时突然想哭。

  

  16年前,我在一次演出时认识了许老师。当时许老师正值中年,演出结束后,

  许老师忽然走过来对我说:“朱军同志,相声说的不错嘛!”

  

  许老师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艺术顾问,我赶紧站起来谢谢“首长”的夸奖。

  

  许老师对我说:“朱军你知道吗?相声中有一个说法,相声演员‘要不占一怪,要不占一帅’,你占一样。相声演员要想被大家认可,从形象上要不长得古怪,像马三立先生,要不长得英俊,像姜昆,长得不偏不正的很难被大家认可。”

  

  许老师说我长得不怪,那就是另外一条啦!我又惊又喜!

  

  “想不想到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来呀”?许老师冒出这样一句话。我吓了一大跳。

  

  想不想?做梦都想!但哪里敢想?

  

  父亲是“兰战”元老级的单簧管演奏家,在团里很受大家尊敬。但是“兰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子女一般不能在本团工作,父亲又是那么一本正经的人,永远不会想到为我走什么关系,我就更加不敢和父亲提起这类事情。

  

  许老师的话倒是让我茅塞顿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人生中有一种选择的方式叫“自我设计”,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努力,我可以争取到一些我原以为不属于自己的机会。以前在部队中只知道服从领导,从来不会也不敢为自己选择点什么。

  

  

  许老师告诉了我“兰战”进团考试的时间,他的话简单极了,但却像一个信号,点燃了我心中“蓄谋已久”的情结,让我觉得眼前出现了一个未知而美好的明天。我开始梦想着成为郁钧剑那样的人。

  

  1988年的春节,过了年就是“兰战”的招新工作,我打了一个电话询问许老师考试的事情,许老师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来吧。”

  

  于是,从春节初二到初七,我吃住在许老师家里,连门都没有出,许老师把我关在屋里,进行考前辅导,并且分文不取。那次,许老师给我辅导的节目,就是牛群的段子《歌的海洋》,而且亲自为我捧哏。

  

  直到今天那个段子我都倒背如流。16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问过许老师当时为什么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小战士给予这样的帮助,我不敢问,不愿问,我想我知道,幸运的人一生中总会有贵人相助,我庆幸自己的运气。许老师的知遇之恩我今生无法报答。我几乎忘记了当时是怎么接受老师的帮助,也几乎忘记了当时有没有向老师说感谢。每当想到这些,我就会给天津的许老师打个电话,像打给自己的亲人,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简单嘘寒问暖。

  

  发榜下来,我如愿以偿,终于在1988年9月,正式调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兰战”当时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文艺团体,而自己在“兰战”工作,算是“艺术人生”正式开始。

  

  我发现人生真的很有意思,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较劲,一个困难的结束就意味着另一个困难的开始,而困难的不断升级,却意味着不断进步——这是今天的想法,然而在当年,似乎总是在希望与失望的悬崖上飘忽不定,不知道明天究竟怎样。

  

  到了歌舞团,我一直没有固定事情可做,因为歌舞团的核心演出是以歌舞为主,曲艺演员在台上仅仅是“垫场”的角色。我经常是在大幕没有拉开的时候,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然后回到后台去打杂。人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时候是最难以忍受的,尤其是自己踌躇满志地投入进来,却突然不知所为,那种失落感是巨大的,让人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那时我已经24岁,却一事无成,甚至还没有找到前进的目标——我开始隐

  隐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了。

  

  这以后不久,我们到新疆下部队演出,我的任务是坐在舞台上方的灯光槽

  子中打追光。当时我们演出的剧目叫《红霞里有个我》,在乌鲁木齐演出三场,然后组织小分队下到边防哨所继续慰问。在乌鲁木齐的演出,因为是大剧院而相当正规,我工作的灯光槽子在舞台上方,背冲着观众,周围就是众多高倍数的灯光,每个灯都是上千瓦,我手里拿着巨大的手电筒一样的追光灯,追随演员的身影,烘托他们的造型效果。炎热的灯光槽儿把我烤得汗流浃背,一场演出两个多小时,我光着膀子,出的汗都可以拧出水来,一场演出下来我在上面几乎可以喝掉一桶水。最难受的不在于此,而是每个节目结束后掌声雷动的时候,那时我像一个馋嘴的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看着台上演员充满成就感的笑容,心里一阵阵不是滋味。我意识到,假如说在永登县驻军的战士业余宣传队也算是演员的话,那么几乎就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到了正规文艺团体才知道人家的歌舞演员人人都是从小训练,科班出身,我这种自己训练的能耐,

  很难登大雅之堂。然而,我还是始终如一地自我宽慰,“不以善小而不为”,小事也能成大气候!即便在灯光槽里打灯,也要“术业有专攻”,以此成为自己的一技之长。

  

  那时我手里的追光打出了五花八门的样式,为台上的演员锦上添花。也就在我手中把玩着那巨大的追光灯的时候,有一个身影始终是我手里的“光”追逐的对象。

  

  她是舞蹈演员,在许多节目中都有她的身影。她瘦小,却楚楚动人。

  

  我的追光总是不自觉地跟着她的身影走,追光不偏不倚地打在她的身上,而在

  灯光中她的身影有一种别样的光彩。当时又怎么可能想到,后来追光灯里面的身影成了我终身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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