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
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
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
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
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
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
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
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
“我去文艺部找人。”
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
男人！
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
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
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
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没人接。
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
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上面坐着一排人，两个上访告状的，三个等人的，一
个学生模样的。不一会，上访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学生模样的人不断地打电
话，终于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最有悬念的就是我，干等。
就这样，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
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的衣食住行离开家全成了事儿。在家的时候
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也许文化部招待所住的都是比
较有文化的人吧，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性质，应
该不远吧？此时的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找了个小面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比我们的
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
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
什
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也许自己真的太莽撞了，来北京之前竟然连个
朋友都没有联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在现在文化部的对面，是一个高大但
老旧的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
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着我是一个外地人，用现在
的话说：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文化部在沙滩儿，北京人说的时候加上儿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滩”
转悠了很久。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
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
“前台”，一个胖胖的大妈操着熟练的北京话，盘查了我的军人证。登记之后，分给了我一
间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
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
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梦想。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
汽
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
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
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