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起一个关于高迪的故事。曾经有记者访问过晚年的高迪。记者问：“高迪先生，为建造圣家赎罪堂，您已经花费了30多年的时间，请问您为什么不快一些把它建筑好呢？”高迪笑着答道：“我的老板都不着急，我又急什么。”记者很纳闷：“您的老板？谁是您的老板？”这位伟大的建筑师神色立刻严肃了起来。他一字一顿的回答：“上帝。”这种虔敬是多么令人感动。如我一般的异教徒，或许只有在亲眼见到圣家赎罪堂之后才能体味到它的深刻。
高迪的死，让我想起了梵高，想起了叔本华，当然还有王小波。今天的巴塞罗那，被人们称为“高迪之城”。可是这些虚无缥缈的哀荣，对于已经死了的大师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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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家赎罪堂成就了高迪一生的巅峰，却也注定了他半生的悲凉。这位不到30岁就扬名世界的大师，自从接受圣家赎罪堂后，就再也没有把半分注意力放在其他事物上。他放弃了一切能给他带来财富、声望和荣耀的工程，而专注于他的信仰。43年，他仅完成了一个立面，自己的名气却逐渐的被人们遗忘。晚年的高迪，穷困潦倒，却仍挨家挨户去筹募资金，以至于人们开始厌烦他，看见他就躲开。
1926年的一个下午，74岁的高迪外出时被电缆车撞倒。行人如织，却没有人认出他来，也没有任何人发发慈悲把他送进医院。这位老人就那样平躺在水泥路上，倔强地没有发出一声呻吟，直到巡街的警察发现他，把他送进穷人医院。两天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生命陨灭。消息发出后，整个巴塞罗那失声痛哭，成千上万人自发的走上大街，哀悼这位为这座城市奉献了一生的伟人。却没有人去思考高迪为何会死，在死前他又承受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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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我说过，巴塞罗那的清晨是最美的。于是我专门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起了个大早，到旅馆附近的修塔德拉公园（La Ciutadella）公园去散步。那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畔的公园，里面种满了碧绿的棕榈树和一些带有清真寺风格的小建筑。草坪很绿，上面有三五成群的人们在跟着华人老师学太极拳，看上去有些滑稽却又十分亲切。加泰罗尼亚省的议会大厦就在公园深处，令人艳羡。能够在如此幽雅的环境里处理政务，绝对是件惬意的事。
一年之后，我回国。在报纸上竟赫然看见这样一条报道：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宣布独立，中央政府拒绝接受。我才终于明白原来这场如儿戏一般的独立运动比我想象的要严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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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巴塞罗那在我心中的纯粹感顿时淡薄了许多，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孕育政治运动的是非之地。我突然想起毕加索、达利的很多作品，其实就是和政治有关，比如《格尔尼卡》。于是我幡然醒悟：这座城市始终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之都，而一直都是是非之地。于是心境开始变得非常复杂，难以言喻。
巴塞罗那不再是巴塞罗那，而是另一个巴黎，另一个柏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