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农发行窝案既无数额上的突破，也无情节上的特别恶劣之处。但这个案件和同一时期其他腐败案件一样，也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烙印。这是一个变化中的时代、一个转型中的时代、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政府官员在“官商勾结、猫鼠结盟”中纷纷落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官员犯罪，具有的时代特点是：他们既是“游戏规则”制订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为确保自己能赢得这个游戏，他们还常常利用订规立制之便，把自己设计成“监督者”或者“裁判员”。正因为“游戏规则”的不透明、不稳定，导致了“游戏”的不公正。国家资源总是很轻易地被“规则”的制定者们垄断并加以利用，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则为腐败提供了滋生暗长的广阔空间。
以徐放鸣为例，这位财政部前司长所掌控的金融司，是财政部负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核心部门，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等11项重要职能。用业内人士的话说，金融司对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是“有监有管有审批”。作为司长，徐放鸣拥有的这些权力足以“令每一位知情者敬畏有加”。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当农发行一份报批租赁业务的报告递交给了徐放鸣时，他“首先推荐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接部分租赁业务，随后又将自己熟悉的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安排为租赁业务的中介公司”。在徐放鸣手里，某项动辄数亿元业务的归属，谁来做、怎么做，都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却可以在谈笑间获得数百万元的好处。
尽管农发行窝案中官员腐败的具体情况不同，但这些官员腐败的轨迹却个个相似：未入官场之前根正苗红，上任之初也曾勤勉有加，一旦手握权柄，不用多久就失足于权力陷阱。绝对的权力加上虚无的监管和贪欲动机，构成了当今官员堕落定律。而我们的防腐之道仍然一厢情愿地相信官员会基于自己的理想信念而远离权力背后的欲望诱惑。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能够完全依靠道德力量和组织力量来约束自身的官员实属罕见，更多的政府官员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涌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
审计风暴揪出胡楚寿
为了读者尽快弄清农发行窝案的来龙去脉，首先应该介绍一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的有关背景资料。
北京市月坛北街甲2号，这座北京西二环边上的大楼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部所在地。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的办公地址及业务范围鲜为人知，在业内有“最寂寞的银行”之称。
1994年4月19日，国务院下发“国发（1994）25号”文件，宣布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依上述文件，农发行最初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泛，兼有信贷业务和财政任务，即承担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1994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向农发行划转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代当时尚未组建的农发行接收。1994年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