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们前往我们的教堂做礼拜,在那里,我的四周都是熟悉的面孔和对话。坐在母亲和阿格妮丝之间,我感觉自己的背脊终于放松下来,安稳地靠在教堂的长椅中,我的脸则从戴了一个星期的面具下融化。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回家之后,母亲和阿格妮丝不让我帮她们准备午餐,于是我过去和父亲一起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他仰起头迎着温暖的阳光,我们交谈的时候,他也一直保持这样姿势。
“说吧,葛丽叶,”他说,“说说你的新主人,你几乎都没有讲到他。”
“我很少看到他。”我老实地回答,“他通常在画室里,谁都不能打扰他;要不,就是不在家。”
“我想是去处理公会的事。可是你去过他的画室———你告诉过我们你是怎么打扫、测量的,但是关于他手边在进行的画作,你一句也没提。说来给我听听。”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形容得让你好像能亲眼见到。”
“试试看。现在除了回忆之外,我平常没什么好想的。就算我的想象力不够,脑中看到的和实际上的差太多,不过,可以去想象一位大师的作品也是很有趣的消遣。”
我尝试描述画中的那个女人,她拿着珍珠项链在脖子上比着,手臂悬空,凝望着镜中的自己,光线透进窗户,笼罩着她的脸和她的黄色罩袍,黑暗的前景把她与我们隔离开来。
父亲专注地听着,但一直等到我说“照在后面墙壁上的光线非常温暖,看着它给你一种感觉,好像阳光照在你的脸上”,他的脸才亮了起来。
他点头微笑,很高兴自己现在终于懂了。
“所以你最喜欢这一部分的新生活,”他说,“待在画室里。”
唯一的一部分。我心想,但没有说出口。
吃午餐的时候,我努力不把它跟天主教区屋子里的食物相比,然而我已经吃惯了肉和新鲜的黑麦面包。虽然母亲的厨艺比坦妮基好,然而没有油脂的调味,炖蔬菜淡而无味,黑面包又干又硬。同样的,房间也不一样———没有大理石地砖、没有厚重的绸缎窗帘、没有雕花的皮椅。每样东西都简简单单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装饰。我喜爱这里,因为我对它非常熟悉,但此刻我才察觉原来它是如此的单调乏味。
到了晚上该与父母道别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比第一次离开时还依依不舍,因为这一次我知道自己要回到什么地方去。阿格妮丝陪我走了一段长路,到市集广场,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问她过得好不好。
“很寂寞。”她回答,从一个十岁小孩的嘴里听到这个字眼,让人心疼。一整天她都很活泼开朗,然而现在逐渐情绪低落。
“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回家,”我保证,“或者平常我到市场买完鱼或肉之后,也许可以跑回来打声招呼。”
“或是你出来买东西的时候,我也可以到市场去找你。”她想到这个主意,眼睛一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