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开除洛伦茨，而且和以往一样，由我来做这件事。洛伦茨告诉我：“假如你们不在我的记录上留下任何污点，我会静悄悄地走，但我只是替罪羔羊，你也知道的。如果没有获得最高领导的批准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很了解他的为人，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
几天以后亨利似乎招认了，他告诉我：“我想我可能让洛伦茨以为这样做不会有事，我可能把这个可怜的混蛋引入歧途了。”
祸事连连
一年半之后，有一次我审阅我们发放红利的名册，赫然发现亨利决定付给洛伦茨10万美元。
我问亨利：“我把他开除了，你怎么能付给他10万美元红利呢?”
亨利说：“他不是个坏人。”真是水门事件的重演，洛伦茨出来顶罪，老板再给他回报。
新闻界这回还是对亨利很客气，法庭也是一样。几年之后我还为这件事被司法部传去作证，亨利却没事，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躲过的。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宣布1974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损失为1200万美元，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比起汽车业1979年到1982年这段期间的营业状况，仅有1200万美元的损失已经是值得庆幸的事了。
但这是福特汽车公司自1946年以来首次有营业亏损的一季，因此除了健康不佳和摇摇欲坠的婚姻之外，亨利还必须为公司营业状况担心，这使他比以往更偏执、更不讲道理。
后来亨利变得越来越缺乏理智。在1975年4月10日我们每月一次的董事会上，我主张把我们1974年末季的股利减少02美元，以应对营业损失，这样公司一年可以节省7500万美元。
但同时亨利却把董事的年薪从4万美元升为47000美元。我猜他是想收买董事会让他们保持中立。
4月底我们宣布1975年首季税后净亏损1100万美元，我们已经是连续两季亏损。
亨利的情绪这时已开始失去控制，7月11日，他终于发作了。
他召集了500名公司的高级经理开会，事前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甚至也没有通知我这次特别集会的目的何在。
等每个人在会场坐下以后，亨利开始演讲，他说“我是这条船的船长”，并说我们高级经理的经营方向大错特错。我是总裁，自然心里有数他的矛头指着谁。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会议上，亨利的讲话毫无重点、没有条理而且互不连贯。大家出来以后都议论纷纷，不知所云。
一团混乱
这次会议以后，大家开始怀疑亨利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每个人都很紧张，整个公司都停顿下来，大家没有人做事，反而急于想了解亨利准备做什么，以及他们该如何自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