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参草有感》：
“法无定法法治难，
夕改朝令累卵危。
一字千金筹善法，
三番四复问良规。
难言句句兼珠玉，
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
苦心太息少人知。”
金庸在1985年6月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之后，便以极大的精神和气力，投身工作。《明报》也一如过往一样，花很大的气力，报道基本法起草的活动。金庸的活动、金庸对基本法的看法，在《明报》的新闻版位上，得到大篇幅地报道。
基本法主流方案引发的争议
1986年4月，草委会成立了五个专题小组，着手草拟各项章节。金庸成为港方政治体制小组召集人。政治体制小组是五个小组中，最多草委参加的一个小组，成员包括金庸、萧蔚云（中方召集人、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毛钧年（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司徒华（立法局议员、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刘皇发（新界乡议局主席）、许崇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副主席）、李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柱铭（立法局议员）、李福善（按察司）、张友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委）、郑伟荣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项淳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副主席）、查济民（中国染厂主席）、黄丽松（香港大学校长）、黄保欣（中华厂商会名誉主席）、鲁平（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秘书长）、雷洁琼（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常委）、廖瑶珠（大律师）、端木正（广东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谭惠珠（大律师）。金庸除了要负起政治体制小组港方的召集人工作外，亦参加了经济专题小组。随着基本法草拟工作的开展，《明报》对这一类活动的报道，占了很大的篇幅。以1986年4月21日的《明报》来看，这一天的《明报》出纸八张，共三十二版，拙去十六版广告，共有十六版文字篇幅，而有关基本法的新闻报道及评论，占了四个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