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金庸用政治观点解说大亚湾核电厂的社评见刊。这篇题为《要计算政治安全系数》的社评，强调中国决策人士应该三思，因为香港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第一个实验，如果因为核电厂的一个小小的人为错误，“香港的交通、运输、金融、制造、出口、旅游、商业，全部垮台”。社评说，这种政治上的风险，中国决策人要再作考虑。
《明报》的新闻版面，也在6月下旬之后，用了许多篇幅报道有关核电厂的消息。而凡是对停建、迁建核电厂有利的消息，《明报》均以头条方式报道，如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答应向北京反映香港人反对兴建核电厂的心愿，大部分区议会主席反对兴建核电厂，三个区议会讨论核电安全问题。有些头条新闻标题更带有强烈的呼吁色彩，如“建核电厂合同九月签署，表达港人意愿迫在眉睫”。
7月上旬，香港多个区议会包括黄大仙、荃湾、葵涌、青衣等要求港府迫使中电不向核电厂买电。7月11日，立法局派两个团去欧洲、美国考察核电厂的安全问题。8月17日，“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代表带同一百零四万个香港市民签名去北京，反映香港人的忧虑。8月31日，立法局考察团报告，认为核电厂是安全的。到了9月23日，大亚湾核电厂兴建合同正式在北京签署。香港一百多万个签名反对核电厂的运动，亦就此告终。
香港报业就此事的立场，在这三个多月期间，也起了不同的变化。在立法局考察团公布考察结果后，一些原本反对兴建核电厂的报纸，如《星岛日报》、《成报》转而赞同报告书的内容，进一步把反对的声音降低。而在6、7月期间尚未积极报道核电厂事件的左派报章，在8、9月转趋活跃起来，不断在新闻及评论上强调核电厂的安全性。与《明报》争夺读者群的《中报》，更在评论上炮轰《明报》，指《明报》在反核运动上投错了机，受所谓内幕消息误导，以为北京会改变核电厂计划，抢先反核空气，结果押错了宝。
《中报》是《台湾日报》老板傅朝枢1980年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日报，以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以《明报》为竞争对手。傅朝枢创办《中报》时，就把胡菊人从《明报月刊》挖走。胡菊人1979年11月任《明报月刊》总编辑时，月薪四千七百元，傅朝枢以月薪万元相邀，胡菊人也就离开《明报》到《中报》，出任总编辑。不到十个月，胡菊人与傅朝枢关系交恶，胡菊人改任《中报月刊》总编辑，《中报》编务交由傅朝枢儿子傅献堂出掌。《中报》第一天发行时销六万份，由于《中报》屡次更改编辑方针，时而重点在经济新闻，时而港闻，更进而大办黄色副刊，销路跌至不足五千份。
《中报》1986年7月24日至26日一连三天在社评中评《明报》的核电立场。第一天社评《核硬汉乎？神经汉乎？》指《明报》社评作者犯了逻辑思维的错误，……似神经汉的胡言乱语，旨在“恐吓”。第二天社评《恐吓香港人乎？恐吓邓小平乎？》指《明报》社评作者不只恐吓香港人，也在恐吓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第三天《中报》社评《且看〈明报〉这回如何下马？》。
《明报》对于《中报》的挑衅，一点回应也没有。《明报》积累了大量报纸之间的骂战经验，知道与《中报》骂战，只会提高了《中报》的地位和声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