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认为，一个自由而又法治的社会，就可以确保将来继续地稳定和繁荣；至于政治上的民主，金庸认为不是必要的条件。香港过去没有政治上的民主，社会照样繁荣稳定；社会上有民主而人民不懂得怎样去运用，就会引出许多问题，社会也就难以稳定。金庸对民主政治的抗拒，导致了日后他在制定基本法政制条文时，被香港民主派人士群起围攻，指责他推迟了香港的民主进程。
到了1983年10月20日的《中英歧见，应可调和》社评，金庸还是强调中英政府应可以从协调中找到解决方案：
“……中国收回香港，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之事，在国际法上，并不需要得到香港居民的同意。但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歧见并不可以调和，应当可以找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那就需要中英双方共同努力。在这中间，香港居民也可尽量表达自己的意愿，促使最后的解决方案能为香港居民所接受。”
《明报》言论也反映出社会气氛，大多数时间是在扮演“和稀泥”（调停纠纷的中间人）的角色。
尽管《明报》社评有时在观点上受了港英政府的影响，但是总的方向，还是坚持中国政府应该收回香港地区的主权，坚持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明报》社评还有一个基本调子不变，就是乐观的语调。在中英会谈期间，虽然双方会谈内容保密，但合有消息通过不同渠道，透露出去。港元兑美元汇率，也一度因前途谈判不利消息而暴跌，在1983年9月24日，一美元兑9.6港元新低，引发香港市民抢购入口消费品。港府于10月15日公布实施联系汇率，把美元锁定兑港元为1兑7.8之后，风暴才告平息。在1981年10月港元初现危机时刻，当时一美元兑6.8港元，《明报》社评说“局面困难，我们乐观”。为了说明为何乐观，金庸再一次抛出《明报》在六七十年代积累的声誉作为筹码：“我们对世局的观察，过去二十多年来，基本上并没有使读者失望，这一次事关重大，又涉及自身，没有理由会看错了的。”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解决了香港前途问题。
1985年，中国政府筹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内地委员三十六名，香港委员二十三名。金庸被委任为香港委员之一。委员会要为1997年7月1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起草一部宪法，就是基本法。香港政府亦早已着手草拟《代议政制发展绿皮书》，要在英国撤离前发展香港的议会民主。港府通过各种渠道，鼓励香港人组织政党，参与政事活动。为低层居民争取福利的知识分子议政团体，受到港府的鼓励，亦逐步转变成为政治团体。在香港民间议政团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1986年又有关于应否兴建大亚湾核电厂的争论。1988年，金庸在基本法政制小组提出政制协调方案（通称主流方案），引起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围攻，部分大专学生更火烧《明报》，以示不满。金庸在《明报》上与民主派展开了辩论。
1989年5月20日金庸辞去基本法起草委员职位，从而结束了他十二年从事政治活动的生涯。
在金庸“问政”、“参政”期间，《明报》处理“大亚湾核电厂”事件和“基本法政制主流方案”事件的手法和评论的观点，引起外间很大的争议。这两件事件，也是《明报》在八十年代期间以很不寻常的手法处理报道的两件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