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2月20日至1853年9月21日，《德臣报》 （China Mail）取得政府宪报刊印权，刊印政府宪报带来可观的广告收益。根据《德臣报》与港英政府的协议表明，《德臣报》每刊登十六行的港府条例或通告，便向港府收费二元，另外个别刊印政府通告及法例，每一百本每页收费二元。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臣报》由于失去承印政府宪报的特权，也就更改亲港英政府立场，大骂政府。
政府宪报自1859年12月起，交由一家私人公司印制，不再与报社挂勾。1952年1月政府成立印务署，自行承印政府宪报。
十九世纪英文报章与港英的关系，充满了矛盾。英文报社的主事人，有基于个人对港英官员的恩怨，而在报上炮轰官员，也有基于当时部分官员的贪污和舞弊而揭发指控。港英政府也屡屡以诽谤罪回敬。如《中国之友》报的主事人台特仁 （William Tarrant）因为指控港英政府护理总督威廉·坚贪污，被指诋毁官员，入狱12个月。《孖剌报》（Daily Press）股东赖德（George Ryder）也因指名道姓揭露港英政府官员贪污，被判诽谤罪成，于1858年入狱六个月。
十九世纪的香港中文报纸，其兴趣与焦点并不在香港，而在中国大陆。以极为重视言论的《循环日报》为例，从1874年创刊至1884年的十一年期间，其言论近七成是涉及内地政治及社会事务，提及香港事务的，只占一个很少的比例。中文报纸并不像英文报纸那样，向伦敦发行海外版，英国及香港的英国官员并不能通晓中文，这些都是构成香港中文报纸与港英政府，并不产生任何紧密关系的原因。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大陆上许多政党，相继在香港办报，制造舆论，香港报业成了中国大陆政治延伸的一部分。港英政府也就相继制订多项法例，确保港英政府在香港的管治权，不致被动摇。
1967年香港暴动之前，港英政府与中文报界，一直没有什么往还。中文报业的主事人，是中国内地的老一辈报人，港英政府决策官员来自英国，彼此并不说一种语言，没有参与同一社团活动，也没有任何政治组织作为桥梁，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1967年香港骚乱发生之后，政府委出的调查委员会建议，政府应该在市民大众各阶层中开展公关工作，传达政令。港英政府也扩建政府新闻处编制，1968年成立公共关系部门，目的在维系本地及居住在英国及海外的香港人，促进公众人士与政府的相互了解。具体的做法，是每天把二十多份中文报纸的新闻，翻译成为英文，在当天发给港府高官阅读；另外每星期出版英文Opinion刊物，把中文报纸的评论译成英文，供二百多名港府高官阅读。
1982年中英政府展开了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双方在意见发生分歧时，都想援引香港民意的支持；而港府推行代议政制，也同样需要知悉香港市民的意见及争取民意的支持。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文报纸成了优先争取的对象。在香港政治发展过程当中，传媒又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