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认为，一个自由而法治的社会，就可以确保将来继续地稳定和繁荣……
《明报》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进入八十年代，正处于怎样巩固已得成果，怎样开拓新里程的阶段。香港社会，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开展了“香港前途问题”的二十二轮外交谈判的同时，也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香港居民参政意识日益高涨，选举成了香港人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汇，而大亚湾核电厂的争议、基本法的草拟和争论，都是八十年代的不寻常事件。
传媒与政府
从1979年起，英国政府开始关注“拓展新界界址专条”在1997年7月1日期满之后的问题。港督麦理浩勋爵同年前往北京访问，向中国领导人打听中国政府对此的意图。中国政府亦开始着手研究如何解决九七问题。1981年7月18日，金庸获得邓小平接见，邓小平向他提到今后的施政方针。1984年10月19日，金庸又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这些会见，赋予了金庸及《明报》在中港事务上的发言更受中外人士的重视。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香港前途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在1997年7月1日之后收回香港地区主权，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变，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等原则。中英双方随即展开历时两年的二十二轮谈判。港英政府同时也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这一连串事件，改变了香港传媒与政府间的关系。
十九世纪港英政府与报界的关系，仅限于与英文报章的往来。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港府内的决策官员，不懂中文，自然难与中文报业有什么往来。而十九世纪的中文报业，基本上并不太参与香港地区事务，他们的旨趣，在报道中国内地的新闻及评论内地的政治。十九世纪香港的英文报纸，大多出版不定期的海外版（Overland Edition），运至英国以至欧美地区。英文报章对港英政府官员的批评，也易为英国本土殖民地部官员知悉，直接影响港英决策官员之升降，因此港府官员也特别注意英文报纸的报道。
十九世纪港英政府是运用经济手段，来争取英文报纸支持港英政府决策的。具体的做法，是把政府宪报的印刷权赋予某一报社。如果某一报社批评港英政府，则政府又会把宪报之刊印权，转交另一家报社。获得港英政府授权刊宪报的报社，会更改报名，以反映报社与港英政府的这种亲密关系，如《中国之友》报在1842年获得出版政府宪报的授权，于是改名为《中国之友与政府宪报》（Friend of China and Government Gazette）。
1844年4月，政府宪报刊印权转交给了《香港纪录报》（Hong Kong Register），《香港纪录报》也因而改名为《香港纪录报与政府宪报》（Hong Kong Register and Government Gazet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