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金庸访问台湾十天，与蒋经国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见面。四分之一世纪之后，1998年金庸接受香港电台访问，忆述当时的情景。金庸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蒋经国邀请金庸参加国民党的“国家建设会议”。金庸则劝蒋经国不要反攻大陆，因为反攻不会成功，而且会有数百万人死亡。金庸劝蒋经国改善台湾生活，人民生活好了，就算是成功了。当年金庸访问台湾，返港后，于6月7日至6月23日，一连十八天在《明报》刊登《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全文亦由《明报月刊》转载。
《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可以说是金庸为台湾国民党退出联合国后的一篇现状总结，也是金庸借此机会，公开他对两岸局势的一个总的看法。由于金庸访台期间，会见了行政院长蒋经国、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中央党部海外工作组主任陈裕清、大陆工作组主任徐晴岚，还有军中的中将、少将等人，金庸对台湾政治、军事、经济等的观察和总结，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
在这篇长达三万字的文章中，金庸对台湾国民党的种种施政方针，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台湾人民所享受的种种自由与权利，较之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当然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金庸在肯定台湾国民党的做法之余，也同时对大陆近几年的施政方针，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文革”结束之后，大陆多了温情，多了中国文化。
文章最后以“中国统一”议题作结。
“……双方所努力的，应当使得治下的人民，生活比对方治下的人民更好。这样的和平竞赛，对于全中国人民都是有利的。
中国要统一，这个原则是谁都同意的。毛泽东这样主张，蒋介石也这样主张，问题是怎样统一，在什么情况下统一。越南停战前后，北京曾数次正式表示态度，赞成南越和北越将来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明报》希望两岸能在和平竞赛的环境下改善人民的生活福祉，并以和平的手段达至统一的目的。谁做了有益人民的事情，《明报》就鼓掌称兴；谁犯了众怒，做了不利于中国统一的事，《明报》也谴责之。香港的左派或右派人士，撰文攻击《明报》及金庸，说他是左摇右摆的墙头草。金庸曾作出这样的比喻作回应：
“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上摆放食物的圆盘。圆盘转来转去，食物调来调去，人们便以为我的立场变了。其实我没有，变了的是圆盘，是食物。”
“文革”十年，对中国大陆是一场浩劫，香港也受到波连，引发起一场反港英政府的暴动。在局势动荡的年代，对各种事业来说，大致上应是不利的年代，然而对传播媒介来说，却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读者在动荡的局势中，需要掌握最新资料，需要精辟的分析和预见。能够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需求，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中，媒体事业也可以得到发展。
《明报》在动荡的十三年间，由于能较多地准确预见中国大陆政坛的发展，一步步建立了《明报》“中国问题专家”的国际声誉。例如《明报》早在1966年5月已推断北京党委第一书记彭真会受到整肃；不到一个月，北京也证实了彭真被免职。《明报》在1967年香港动乱期间，报社受到左派斗委的攻击，《明报》主事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反倒强化了《明报》站在香港大多数市民的立场，坚决反对激进派的形象。《明报》社评强调以香港为家，进一步树立了《明报》是一份香港报纸的形象。《明报》主事人是藉着这十三年的辛苦耕耘，运用他在《明报》建立的声誉，加强在中国事务及中国香港问题上的发言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