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老板、民族败类金庸，眼见抗暴怒潮势不可当，胆怯心虚，怕得要死，早些时已溜去瑞士；他的老婆也于日前去了星洲，留下了报馆职工，替他赚钱抵罪。今天《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的成立，对一撮反动家伙无异是当头棒喝，被蒙蔽者及早清醒过来，回到港九同胞的队伍中来！”
“六·二三”事件与香港报界之尖锐对立
这段声明，使一些读者感到迷惑，以为《明报》员工内部出现了分化对立，发生了夺权事件。上述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孤立地发生在《明报》的。在6月23日同一天，《华声报》及《新报》内，亦声称相继成立了机房工人斗委会，号召工人采取罢工行动。
负责印《明报》的建明印刷公司机房人员，在23日没有上班工作。为了解决印刷员工短缺问题，《明报》向《香港时报》临时紧急借调了机房人员，协助印刷；又为了减轻工作量，《明报》暂由出纸两张，改为出纸一张。《新报》亦受到影响，只能出纸一张。
24、25日连续两天，《明报》发表《敬告读者》、《再告读者》社评，向读者解释经过。说明了在“《明报》机房斗委会”的声明位置上，本来是一张港督举行园游会的照片，照片电版在印刷前被承印《明报》的建明印刷公司机房员工撬起，换上了从别处制好的一块“斗委会”声明的电版。
“六·二三”事件发生之后，《明报》马上组织了员工及读者，在“自由谈”中各抒己见，向左派反击。《明报》又打出“我们的报纸”的口号，表明《明报》自创刊的第一天起，即与广大读者休戚相关。“我们的报纸”，是《新晚报》在1950年创刊至1960年，每年在创刊纪念时，以此自称，以表示报纸与读者之密切关系。金庸这时也把在《新晚报》工作的经验，移植到《明报》，把“我们的报纸”的冠冕，封给了《明报》。“六·二三”事件，再一次为《明报》打响了招牌，巩固了老读者的向心力，吸引了更多新读者。一些读者去信《明报》表示，在“六·二三”事件之后，酒楼茶室无不人手一份《明报》。《明报》销量也由八万份跃升至十万份。《明报》亦由此对左派人士，特别是左派报章，放手展开攻击。当港府在1967年8月检控左派外围三份报章《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的五名报人煽动罪名时，《明报》以头版头条方式报道，并在“乡土版”以八栏的篇幅，引述新华社发布批评上海《文汇报》如何搞复辟的文字。
左派报刊亦因香港政府对《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采取诉讼行动，而把矛头指向支持港英政府的香港传媒。左派报刊所组成的反迫害斗争委员会阵容包括：《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正午报》、《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经济导报》、《周末报》。被激进派报纸点名辱骂为“汉奸”、“走狗”的传媒有：香港广播电台被称为“讲错电台”，新闻处被称为“腥闻处”，《明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华侨日报》、《华侨晚报》、《工商日报》被定性为汉奸报，《南华早报》为港英喉舌，《中英日报》、《先生日报》为追随港英的报纸，《华声报》、《新报》为反动报，《真报》为汉奸报，香港商业电台被辱称为“伤孽电台”（一贯干其见不得人的反华罪恶勾当）。一位读者去信报社，就把报纸属性与群众立场两者之关连，缕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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