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已认识到，香港的命运正面临着二十二年来最大的难关。中共目前并不准备收回香港，也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要侵略香港，目前的难关，是住在香港的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香港大多数人要求香港保持和平安定，但左派人士心中，何尝不要求和平安定？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大前提，我们应该存着‘同舟共济’的心情，先求和平安定，然后再逐步来寻求消除相互间歧见的方法。如果这些歧见根本是无法消除的，那也不妨让它存在那里。我们绝对相信，香港居民人人不希望香港这条船沉下去，香港政府不希望，左派人士不希望，普通居民自然也不希望。”
5月23日《香港居民在恳求》：
“本港的局面愈来愈恶化，连最乐观的人也感到十分不安。……我们再一次呼吁：必须以坚忍的克制和冷静的理智，来渡过目前我们四百万居民所共同面临的难关。任何流血的打斗，只会使局面陷于不可收拾。这次事件谁是谁非，尽管可以慢慢地争论和说理，我们有的是时间。任何方面的一意孤行，都会使得大多数香港居民深受苦难。……我们希望双方都想到：必须为香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香港居民都在大声地祈求，不要再有残酷的打斗场面出现。……我们相信，不论是北京或伦敦，都不会希望将香港的无限繁荣笼罩在一团愁云惨雾之中，更不是将之化为云烟，化为废墟。全世界的眼光在注视我们，看我们香港这四百万人是以自己的愚蠢来毁灭了自己，还是以政治家的手腕和风度来安渡难关。”
5月25日社评《十二天来的噩梦》：
“5月22日下午，当局宣布港岛方面自六时半起宵禁，人们纷纷赶着回家，这时巴士却也停驶了。自中环至北角的路上，只见人涌如潮，个个急步向东，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十分郑重，千千万万人的脸上，看不到半点笑容，当真是一副大难将临的光景。到得晚间，从高楼的窗中望出去，长街上无车无人，一片死寂，使人不禁想起：似乎香港刚经过原子弹的轰炸，整个城市都毁灭了。……”
《明报》在新闻报道上，也完全站在香港市民立场，谴责激进派人士到处放炸弹的暴行。香港政府的立场，受到大多数市民的支持。大量读者去信中、英文报纸，支持政府的坚定立场，对激进派人士亦有颇多挖苦讽刺的报道。例如1967年5月22日《明报》刊登了“各界同胞反迫害委员会”十七名代表在港督府门外示威的情况。新闻报道说：“其中一位代表是《大公报》督印人费彝民先生，他从来不愿意人们知道他是乡村俱乐部会员。……该俱乐部非常高贵，入会要交五千元，而且按年要交巨额会费，非无产阶级所能负担。”这则新闻配以费彝民在港督府外示威的照片，亦同时显示费彝民一名，列印在乡村俱乐部会员名单上。
1967年6月27日，《明报》又以头版头条，报道港督在伦敦说左派领导的骚乱陷入大失败边缘。1968年8月23日，《明报》再以头版头条方式，刊登凌晨一时急电，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前赴澳门会澳共，训示左派不要梦想中国派兵接收港澳。
《明报》在副刊“自由谈”、“乡土版”、“北望神州”，甚至简而清所撰写的“东拉西扯集”中，都在抨击左派人士。《明报》这一连串的报道和分析，导致发生了“六·二三《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事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