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年主管左派宣传工作的香港《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的忆述，1967年1月的上海夺权行动成功后，北京中央外事办公室的“革命造反派”，也夺取了领导权，并且向港澳工委发出指示，要求香港各战线党组织肃清右倾遗毒，重新走上革命道路。新蒲岗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就被发动起来的香港式“文化大革命”。1967年5月11日，新蒲岗工人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香港激进派组织发动工人、学生，从5月16日至20日，数千人包围港督府，又在港督府外墙贴上大字报。港府则在5月20日调动军警拘捕三千人。1967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把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社评，令香港激进派组织大受鼓舞，加上6月初沙头角边境发生中国边防部队与英军枪战事件；鲤鱼门外传出现大陆炮艇事件，左派外围报章《田丰日报》、《正午报》、《香港夜报》大张报道，似乎香港即将面临解放。激进派亦在6月开始，到处放置炸弹，要打击港英和右派的气焰。
《明报》从社评到新闻，以至副刊文字，都在批评这场“反英抗暴”运动，有违香港人的利益。1967年5月10日，在新蒲岗事件未扩大恶化前夕，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就绝大多数香港人说，除了一部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外，所以到这里来，决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目标。……香港是英国人统治的地方，种种设施当然并不尽如人意，有些人享有特权，富的很富，穷的很穷……但我们终于还是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住了下来，不愿走了。香港尽管有它一千个不好，一万种不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多数居民总是希望像现在这样住下去，居未必很安，业也未必很乐，但比较起来，还是喜欢这样。……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5月11日，《明报》社评强调工潮不要涉及政治。5月14日，社评指骚乱群众大多数不是工人，要求居民“力持镇定，共渡难关”：
“从现场摄得的照片与电视中可以看到，目前参与骚动的群众，极大多数已不是发生工潮工厂的工人，而是外来的毫不相干的人群。这些人烧巴士、烧私家车，捣毁徙置事务处……种种行为，与原来的工潮早已相距十万八千里。这些外来者的行为，对于真正的工人其实是不利的。明眼人自然一望而知。”
5月17日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社评：
“我们赞成和平的劳工运动，反对骚动和使用暴力。但我们以为，在目前，不能将目前这场骚动的责任，归咎于劳工。我们相信，即使是参加了这次工潮的人们，绝大多数也并不赞成骚动。那些烧巴士、捣毁徙置事务区、烧学校、掀翻汽车的骚动者，极大多数并非真正的工人。……我们一贯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以人造花厂的劳资纠纷而言，我们认为工人们的要求并非不合理，应当设法予以满足。事件之所以恶化，根本原因在于在劳资纠纷之中，掺杂进了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之加入，对本港固然大大的不利，长期的来说，对本港大多数工人也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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