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暴动期间昙花一现的“抗暴小报”，在内容与报道手法上，与中国大陆涌现的“红卫兵报”，的确有相通之处。由于不具备出版手段，这些“抗暴小报”，大多以周刊形式出版，而且出版日子不能持久，出版数量也不多，由一二份至数十份不等。出版的目的，旨在寄去给新闻机构，吸引报界的注意。如一些“抗暴小报”寄去《德臣报》（China Mail）。《德臣报》也就这些小报作出评论，而小报出版者就认为借助《德臣报》的评论，已经义务为小报作了宣传，让世界各地的人也知道香港出现了许多“抗暴小报”。更多的“抗暴小报”在出版后，赶紧寄出给左派报刊，希望获得左派报刊的转载。左派报刊也乐于以此证明“人民群众”是蔑视港英“出版法令”，无视港英的法例。但是张贴和分发这些油印的“抗暴小报”，是会被警方检控的。1967年8月28日，两名男子在元朗地区的街道灯柱上张贴油印出版的《香港夜报》，被警方检控，结果法庭判决“张贴煽动性标语”罪名成立，两被告入狱十五个月。（《香港的“抗暴小报”名锦》见附录三）
1967年香港骚乱
《明报》在文革期间进一步引起知识分子关注和兴趣的，倒不是《明报》如何报道、分析“文革”局势，而是香港激进派人士对《明报》展开了攻击行为，包括向《明报》主事人寄炸弹邮包，偷换《明报》出版内容等。
香港社会在1967年5月至7月期间，发生很大的动乱。这当中既有香港左派工会分子受到中国大陆“文革”思潮的影响，要斗垮港英政府；也有部分是香港社会本身内部矛盾所激化的因素。
早在1965年，香港发生了多宗劳资纠纷，工潮此起彼伏。工人不满酬劳低，被资本家剥削的声音愈来愈高涨，加上多家公共交通公司如天星小轮、中华巴士酝酿加价。市政局议员叶锡恩发起反对公共交通增加票价的运动，就有万多名市民签名支持。, 然而香港政府仍然批准天星小轮头等收费加五仙。1966年4月5日，一名青年在天星码头绝食，反对加价，引起数千群众支持。支持者随后与警察发生冲突，两辆巴士遭人焚毁。港府在九龙全面实施凌晨一时半至六时的宵禁令，暂时遏止了暴动蔓延。九龙方面的骚乱，持续至4月9日才完全平息，期间旺角多间商店被人抢掠。《明报》由4月7日起，连续发表四篇社评，措辞一篇比一篇严厉，先是劝喻青年人洁身自爱，切勿犯法，扰乱治安；接着强调必须以严厉手段制止暴行。4月12日《明报》社评提出《正本清源，深思反省》：
“……有一点很明显，当反加价运动变了质时，仍有成千青年上街，企图混水摸鱼的歹徒，只占一小部分，大多数是心怀不满者，……对穷人的福利工作，我们做得够了么？对于下层阶级的人，我们是否能给以更多的公平机会？公务人员之对于穷人，是否已有足够的尊重和礼貌？……”
这一篇总结式的社评，写得情理俱致，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明报》坚决维护香港社会稳定，支持港英政府在香港的管治立场，更为明显。到了1967年5月，当香港激进派人士要打倒港英政府的管治时，《明报》的立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1967年5月香港骚乱的导火线源自新蒲岗一间塑胶厂的劳资纠纷，然而引发香港左派人士借此发动群众，要“斗垮斗臭港英政府”的远因，却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