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以学术讨论为幌子，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16日制定“五一六通知”，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5月底，陈伯达率领工作组接管了《人民日报》，推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8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全国发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两年内，全国的政法机关受到冲击，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工厂书记，纷纷被夺去职权。敌对派系为了夺权还互相武斗。1968年，毛泽东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结束全国的红卫兵运动。1971年9月13日被钦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由于政变阴谋败露，匆匆乘飞机出走，摔死外蒙古。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政务，拨乱反正，但是江青与“四人帮”集团又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在向周恩来夺权。1975年周恩来重病，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整顿经济，“四人帮”又推出批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同年4月5日清明节，百万人民到天安门广场追悼周恩来，被“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拘捕江青等“四人帮”集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又确定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中国大陆走上开放改革的政治局面。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外界渴求知道真相，要了解事态发展，分析中国领导人的更替以及解释许多事态的幕后真正动机，此时，香港的新闻媒介，就扮演了提供最新的局势发展、分析时局、预测政局及人事之迭换的角色。
“文革”新闻与评论
香港新闻界不分左、中、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大量报道了有关“文革”的各种动向。从领导人的迭更、省市领导人的替换、中国大陆党政军各部变动，都有新闻及专文评述。香港各报如当时的大报《星岛日报》，每天拨出两版篇幅，报道中国大陆文革的情况。相对而言，《明报》并不是拨出最多版面报道“文革”的报章。《明报》能在众多香港报章中渐露头角，是依赖对“文革”的独家新闻，和分析精辟、预见大致准确的社评。加上副刊相关文章的配合，新闻版位灵活调度、布置得宜，因此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明报》的销量，也从1965年年底的八万份，跃升至1968年的十二万份。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萌芽时，《明报》的新闻版位并没有敏锐地反映出来，但在《明报》副刊周青（本名郑玉祥）所写的“北望神州”中，却感到了中国大陆的异常变动。1965年12月9日，周青在专栏中已讨论了“史剧海瑞罢官受清算”的问题，讨论起学术与政治两者之关系。1966年1月8日，《明报》“自由谈”也讨论起“吴晗会不会被清算”的问题。
《明报》在1966年上半年，对中国大陆的动向报道，主要还是依赖欧美、日本及中国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并没有自己的独家报道。例如1966年4月19日，《明报》引述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以头版头条方式，报道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遭受整肃”的消息。由于依赖外国通讯社及报章，所以当这些新闻机构消息有失误时，《明报》也随之被误导，《明报》社评也受到影响，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预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