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不明白的是：我们反对马列主义，为什么贵报就说：“明报主笔反华反到如此发昏，你看他还有一点点他自夸的‘理智’？”
我们要请贵报指教的第十三个问题是：“马克思是中国哪一省哪一县人？列宁是哪一省哪一县人？我们不赞成马列主义，为什么是‘反华反到发昏’？”
12月22日，《明报》刊出最后一篇反驳文章，向《大公报》提出的第二十五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什么不对，请原谅！》，文章结语：
我们的辩解，我们提出来请你们答复的问题，只以贵报在攻击《明报》时所涉及的为限。
你们辱骂《明报》的口气很恶毒，用的字眼很难听，我们完全没有回敬。然而，我们的语气和辞句，还是有许多不够有礼貌、不够忠厚的地方，这一点，请你们原谅。
我们这些文字写得很匆促，一定有不够周详的地方，必须引用康利上尉（作者按：康利上尉即电影《铁金刚零零七》的主角）的一句话：“有什么不对，请原谅。”敬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明报》的这一系列反击行动，并没有激起香港左派报章进一步的还击，在大陆领导人的劝导下，《明报》与《大公报》的论争，没有再发展下去。双方论述完观点之后，就此搁笔。但是左派与《明报》之间，从此存在着一道很深很宽的鸿沟。到了1966年中国大陆全面爆发“文化大革命”，左派的指责矛头，又指向了《明报》。
在1964年的论争中，《明报》独立于左派以外的形象，日益鲜明。《明报》主笔金庸凌厉的词锋、《明报》集结的作家和大量的知识分子，纷纷在“自由谈”及各自的专栏上，对《明报》施以援手，谴责左派的强横。《明报》以一报敌五报，在争论中进一步树立了不畏强势、敢于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批判不合理的事情的形象。《明报》的销量，也因此而节节上升。论争之前，《明报》每日销量62，075份（1964年9月每日平均销量）；1964年12月10日的销量达到70，516份；1965年1月《明报》平均每日销量达73，254份。到了大陆在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在全国推行“文化大革命”，引发全国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时候，《明报》销量已超过了八万份，已经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读者群，与《大公报》等，再展开一场规模更大、年期更长（为期十年）的论争了。这个争论，不再只有香港传媒关注，国际传媒，包括西方四大通讯社、西方、日本各大报，都在密切注视《明报》对中国事务的权威分析和报道。
《明报》在这一阶段，顺应着中国大陆社会的剧烈变动，也随之产生了剧变，由一份以低下阶层读者为对象的小报，蜕变成为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大报。《明报》蜕变的这个年代，也正好是中国大陆政治急剧转变的年代。
《明报》在1962年报道了移民新闻，而这些新闻报道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令《明报》销量有了急剧的增长，远多于过去《明报》多次改版所取得的效果。对一份挣扎求存的报纸来说，生存的意义，比获得朋友的意义更大。副刊“自由谈”的成功，给予《明报》主事人很大的启发。一个副刊的改造成功，从而导致改造了整份报纸的风格，这是香港中文报业史上罕见的。“自由谈”获得大量读者的支持，《明报》与读者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强化了《明报》走上知识分子报章的道路。有了上述的种种原因，《明报》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可以说是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