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选辑的内容来看，“自由谈”副刊已经没有了“自由谈征稿启事”中的“赛马电影、饮食男女、吸烟跳舞”的内容了。有的只是国家大事，尤其是以讨论大陆问题为主。“自由谈”编辑周青在1969年回顾“自由谈”的方针，说是坚决按照读者的主观愿望，以大陆问题和香港社会为重点。读者的意愿重要，主办者对“自由谈”的期望，也同等重要。金庸与他的文化界朋友，在创办“自由谈”时，就希望能够用这样一个开放的副刊园地，争取知识分子投稿《明报》，从而阅读《明报》，甚至在朋友圈子间互相介绍，宣传《明报》。
“自由谈”副刊甫面世不久，便受到知识分子的注意。
伐木者在1962年12月14日“自由谈”上这样说：“……在自由谈未面世时，我从没拿一角钱买过一份《明报》，可说《明报》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不怎么好的。……可是在上两个月变了，《明报》突然爆出一个‘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谈，初还不觉，后经友人推荐……”
1963年1月11日庸人在“自由谈”上这样说：“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怀着痛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亲爱的祖国，来到这号称东方之珠，但却是个十分沉闷的地方！也和许多从大陆出来的人一样，我爱上了《明报》的‘自由谈’。看了几篇文章，手痒难禁，也想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吐出哽在喉中的由衷之言。……”
另一位读者在1965年6月2日这样说：“……我们这些背井离乡，流浪海外的知识青年，就是接受不了……‘报酬’而离开祖国，到这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来的。……我们来到香港……虽然呼吸到香港的自由空气，可惜由于得不到社会人士的同情，故此生活仍感不安和彷徨。正当我们感到前途渺茫，万念俱灰之际，《明报》首先向我们伸出了同情之手，特为我们开辟了一块文化生活的园地——‘自由谈’，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知识青年，就可以用我们仅有的笔杆子在这园地上写出我们的遭遇。……”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对《明报》感到兴趣。一位北京人就这样写信给他在香港的朋友，说他对“《明报》十分感兴趣，它的‘自由谈’，可真像1957年的鸣放大字报，各种言论都有……”（1963年9月7日）
另一位读者野鹤早在1962年7月就点出了“自由谈”一版的特色：“目前的自由谈充满了浓厚的书生色彩。……”（1962年7月2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