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中央委员的父亲与“现行反革命的母亲”
父亲身在高位，就是这样辛苦这样无怨无悔，上个世纪50年代一起参加援华勘察的苏军上校问我方人员父亲的军阶，当他知道竟是上将之时，表示出由衷的钦佩与惊讶。繁忙之极的他使我们经常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见不到他。我们理解父亲对我们关心不够，但我们羡慕也有很多与父亲一样的高级干部对孩子总有着舐犊之情。他与母亲分手，固然是文革的政治事件起了决定作用，但与父亲身居高位、工作太忙、缺少情趣、不善沟通有关。他毕竟是个农民出身的将军，文化素质与现代化观念都受到时代的限制......。当然，母亲的责任也是同样大，她也不够理解父亲，遇到一些不和睦的事情不仅不沟通，反而总是火上浇油。我们还有个共同的感觉，父亲毕竟比较大气，而母亲身上的农民意识比较重，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们的婚姻不可能延续。父亲对待家庭对待子女远没有对工作那样上心，他的兴趣都在工作上。他跟部队的同事谈话经常是眉飞色舞，谈笑风生，但他跟家里人说话很少有笑脸，有时还发一些脾气。我妈妈曾对我们几个子女说：这个家对你爸爸来说就是一个旅馆，一个临时的驿站，而部队才是他的家，真正的家！他们尽管吵架，闹过不愉快，有时甚至气得父亲摔东西，但是毕竟没有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尤其有六个孩子，他们还是能够在磕磕碰碰中白头偕老的。可是，1966年突如其来的那场文革风暴，终于把他们之间的裂缝变为不可弥合的鸿沟。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工程兵夺权斗争也愈演愈烈。父亲的对立面抓住母亲议论江青是“上海滩三流演员”的问题大做文章，将母亲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工程兵机关召开批斗逮捕大会，想借此达到“揪范倒陈”的目的。父亲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从快与母亲划清界限，并表态服从对母亲的任何处理。那个时候对我们家来说真是灾难，我三个哥哥都在部队，都为母亲的“问题”受到株连。我也因为给中央文革贴标语被关进公安部。听我的小妹妹陈小琴讲，她看到工程兵到处贴着：“打倒现行反革命范淑琴”“范淑琴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罪该万死”，陈小琴顿时吓哭了。从来在女儿面前都是刚强铁汉的父亲也很难过，他对五妹陈力和六妹陈小琴说：“你们的妈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要和她划清界限，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你的母亲，你们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那一晚，父亲第一次做开了家庭主妇的工作。他给妹妹洗衣服，而他自己的衣服是警卫员帮他洗的。他给陈小琴边洗边讲：“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为什么领袖重要呢？”他打上肥皂，用刷子刷了刷，干净后放在鼻子旁闻了闻，然后放在水里投。父亲又笨手笨脚地为妹妹做了一顿饭。好在父亲的战友、海军首长蔡长风知道了我家的窘困，把小妹妹接到他家，等到风头过后又把妹妹送到我叔叔家。那种日子就是这样凄凉可怕，这也正是很多干部恐惧被打倒的原因，不仅自己完蛋，家人也会受尽侮辱。按说我们家的“现行反革命”与普通人家还有所不同，因为父亲还在高位，可是已经“不堪重负”了。如果一个平民百姓家里有个地富反坏右资（现在看起来这真是一个侮辱群体的非人性称谓），日子简直是人间地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