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车不付钱，你们真是啥事都敢干!”
我讨厌他肆无忌惮，他那眼睛亮得有点流气，具有穿透力。换种场合，我可以鄙视那目光。可是当俘虏的地位把清高剥得一丝不剩，这让我屈辱，充满敌对情绪。
“我们没带钱。”我说，“想扣押我们吗?”
“我们是知青，没钱。”她们两个说。
那人露出白晃晃的牙：“原来都是老手了!”
一股热气烧炙我，周身渗出细小如毛的汗滴。我懂得我只有规规矩矩地做人，除非自尊心全死了——那样，人也就死了。我素来无限敬佩一头撞死在墙的烈女子，觉得这种死法迸裂出最高气节。美妹笑我有自杀倾向，我觉得那是个气概问题。
“报你们的姓名!”他摸出个本子，“我要给你们单位打电话，让那儿出人来保你们。”
“哦，我叫王小妹。”吴国斌说着飞快地朝我做了个眼色，“她们一个叫张玉英，一个叫徐美!”
“徐美!”他猛喝一声。
没人答话。吴国斌推了钱小曼一把，钱小曼竟哭起来，两只手背轮流擦着。
“看样子你是个出头鸟!”
乘警站起来，兴奋地跑到吴国斌面前。两个人四目相对，像在斗眼，又像是在相互欣赏。末了，他转身对我跟钱小曼说：“你们没事了，走吧。胁从不问，首恶必办。我只惩罚她一个人。”
“要放全放，要留全留。”我斩钉截铁。
“那好，你想把事情闹大!”他说，“我奉陪到底。看看吃亏的是你们还是本人!”
我没料到吴国斌会上来推我们：“你们出去，我能对付。”
钱小曼拖着我走，刚出门，吴国斌飞起一脚，门便很响地关上，里面和外面隔成两个世界。餐车和车厢间有一截走廊，玻璃坏了，风很大，吹得头发乱七八糟。有好几次，我都想敲破那扇门。一会儿，门开了，吴国斌走出来。我们迎亲人般迎上去，她用胳膊挡住我们：“了结了。回车厢吧。”
关于这件事，我们谁也没再提起。那已是我们三个共同的屈辱。那以后，冷笑就像生长在黑女孩的嘴边。翌年是大雪纷飞的阳历年，我作为她惟一的朋友去探望她。她蹲在看守所一间黑洞洞的拘禁室内，隔着栅栏般的铁窗，她叹息道：“我失算了，坏女人再毒也拼不过坏男人。”我就在那天被触动了，那是种纯女性化的悲切，对同性沦落者的巨大怜悯和负疚、伤感。从此她便杳无音讯，我预感，她不会再在我生活中出场，说不清到底是谁遗弃了谁。
火车驶得慢，鸭步似的晃着。一路上，没人再来找麻烦。车到大树屯站，那个乘警突然出现在站台，两手插在裤袋内，撑得开开的，远远地朝我们微笑。
“杂种!”吴国斌唾骂一句。
我后怕，怕得不知所措，简直迈步都困难，我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冒险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冒险，对女人来说，付出的代价犹如经受了几场大灾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