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就有人用炸药崩开了墓穴，偌大的棺材深深地下进去，听见冻僵的碎土冰雹似的砸在棺面上。瓦西里吹起了口琴，是他擅长的忧伤悠长的曲调。然而一般的忧郁在墓场冷峻的空间失去重心，变得如一支轻佻的夜曲。
“滚开!”卷毛头愤然骂道，“吹什么迎亲曲!”
两个男人面对面，怒目而视。突然，卷毛头劈手夺过口琴，狂吹起来。那是首无名的葬歌，感觉是从心里涌出的哀乐。他傲然地端着肩，一直吹到嘴角红肿。据说他的艺术灵气就萌发自那一刻，如今他被称做音乐家，但他最辉煌的杰作仍是在被称为卷毛头时的那支哀调。那片墓场是他艺术生涯的发源地。
我没淌一滴泪。我大概真的老了。他死了，我活着，他在我心里永远是十六岁的男孩。今天有时灰扑扑的弄堂里出现个骑黄鱼车的男孩，猛然回首，往事便历历在目。郑闯死后好久，我都被负罪感压抑，怕跟任何男孩来往，暗暗地洁身自好，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志哀标志。
葬礼之后，连队选出一立方米上好的板材运往郑闯上海的家，还有两对木箱。临发货当天，郑闯母亲佝下腰，仔仔细细地在每一件货物上加贴了醒目的标签。
我忽然愤慨地觉得跟那能干女人的缘分断绝了，从此天各一方，老死不相往来。我甚至不想去车站送他们，后来果真没去。
她跑来向我道别，絮絮地说从此会把我当女儿对待：“今后有什么难处就跟妈妈我写信。”
“我只有一个好母亲。”
她换了换腿站，似笑非笑：“那么，再见了，早点回上海!”她走到门边，反身说：“本来想把些他的日用品留下给你，可听说你回上海学习，所以才全带走了……”
“你快走吧!”我说，“求求你。”
她果然急速地走掉。
我不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麻木，郑闯是独子加孝子，他死后他们竟没有撕心裂肺地悲号，仿佛他该死，死得合情合理。
郑闯的母亲随身带来儿子的最后一封家信，逢人就说，那孩子平素总写规规矩矩的平安信，惟有这一封写得没头没脑，开了一长串清单索要东西。最令人惊诧的是他让母亲代买一块精致昂贵的女式手表，说有急用。
“我那时就想到要坏事!”她说着，用手巾的一个小角将眼擦成溃疡一般的肉红色。
死一旦连上了宿命，就产生了牢固的依托，仿佛一个渠道让悲痛经此去疏漏，跟防涝的排水管相差无几。当初我觉得郑闯被宿命架空了，亏得厉害。后来我自己推翻自己：宿命并非针对死人本身，死去的郑闯永久安然无恙地置身芳甜的地底；宿命不过是针对了活人脆弱的魂灵。那个能干女人正通过她的宿命解释拯救了自己。
我想拥抱她，给她我青春的热情。
我没等到去沪的通知，待我想到申明我肺部一切正常时，有个本地女孩已坐上了南去的列车。我把区医院的X光透视报告撕得粉碎。
“体检当天你怎么不去查?”指导员懊丧地说，“现在别人都走人了，你得个‘正常’还有何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