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里的一天，在山东清河县富商西门庆家中，“五娘”潘金莲斗牌赢了三钱银子，她又撺掇有钱的“六娘”李瓶儿添出七钱银子，让仆人兴儿买来一只烧鸭、两只鸡、一钱银子下饭（佐餐菜肴）、一坛子金华酒、一瓶白酒，另有一钱银子的果馅凉糕。兴儿的妻子把这桌价值一两银子的酒席整顿好，众妻妾在花园卷棚下开怀畅饮、大快朵颐，又拿了酒菜，到假山亭子内下棋投壶、赏花观景，度过了悠闲快活的一天——这是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五十二回中的一个场景。
这一篇看似琐碎的饮食账，让每天难离柴米油盐的读者嗅到浓浓的生活气息，被真实的生活细节所吸引，不知不觉地融入小说人物的生活中去。这正是《金瓶梅》的魅力所在。
的确，《金瓶梅》是一部让人啧啧称奇的小说，它在明万历年间问世后，吸引了众多名人学者的关注，却又遭遇了毁誉不一的尴尬局面。大文豪袁宏道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袁中郎全集》）文学家谢肇也盛称“（书中人物）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清代小说评论家张竹坡干脆把《金瓶梅》誉为天下“第一奇书”，放在“四大奇书”之首（另三部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但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明人沈德符认为此书不宜流传，一旦刻板印行，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刻印者也将“以刀锥博泥犁（因贪图小利而下地狱）”（《万历野获编》）。清人袁照则直接批评：“（《金瓶梅》）鄙秽百端，不堪入目。”（《袁石公遗事录》）连初版的序作者“东吴弄珠客”也不得不承认：“《金瓶梅》，秽书也。”
说它是“秽书”，主要因为书中有一些十分露骨的性事描写，这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士大夫们难以接受，也遭到民间世俗舆论的普遍抵制。既然如此，这样一部“秽书”又是如何出炉的呢？学者分析说，一是受16世纪人欲横流的淫糜社会风气的熏染，二是被当时追求个性解放、挣脱礼教束缚的文化思潮所激发，三是受商业化娱乐机制的推动。对此，学者们撰有专文专著，作了洋洋洒洒的论述，本书不拟多谈。笔者要说的是，其实书中的色情文字东鳞西爪、篇幅有限，合起来不过一两万字，且与小说情节油水相隔，结合并不紧密。因此将其悉数删除后，并不影响情节的连贯及阅读的顺畅——今天一些严肃的出版者，也正是如此处理的。
当人们的眼球紧盯着《金瓶梅》中的“色情”主题时，却往往忽略了书中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主题——“金钱”。小说的男主角西门庆是个商人，小说家所处的时代，又是商品经济迅速崛起的明代后期，所以金钱成为小说中的重要话题，也便不足为怪。
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所有中国传统小说中，没有哪一部像《金瓶梅》这样，以全副精力关注着市井百姓的经济生活。书中经济信息之多，堪称中国小说之最，在世界小说苑中，恐怕也是首屈一指。作者在书中千百次提到物价、工价，不但西门庆做一笔买卖、置一所宅院、收一笔贿赂、送一份厚礼等“大事”记述得价值详明，就是书中人物沽酒、裁衣、剃头、磨镜、买汗巾、称瓜子，乃至赏赐厨役、打发轿夫等细事，也都笔笔叙及，言必称价，银两的计算甚至细致到几钱几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