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挚友罗尔纲，曾以八个字评价亡友的性格：“豪放不羁，忠厚诚笃。”豪放不羁，意味着吴晗具有东林党人嫉恶如仇、敢说敢为的壮烈情怀。在那个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的年代里，吴晗表现出惊人的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由于他在民主运动中太活跃、太激进，传说清华将不给他发聘书。好心的人劝他少讲点话，吴晗顿时瞪大了眼睛，情绪激奋地说：“什么？要我少讲话？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灭亡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有什么关系！”。当年联大的教授们，虽然因为各自的信仰差别，有唱高调的，也有唱低调的，但他们的人格与信念往往是一致的。像吴晗和闻一多，不会因为抗议专制政治有人身危险，或者要掉饭碗，就转而玩聪明的把戏，不打主人专打走狗，在同道身上发泄仇恨，施行道德的拷问，以满足一己之崇高快感。他们不会这样卑劣，他们总是以血肉之躯直面最黑暗的势力，最腐朽的体制。那些温和的甚至保守的同事尽管对他们的激进不一定赞同，甚至颇有微词，但无不佩服他们的人格，佩服他们的言行如一。
除了豪放不羁，吴晗的性格中还有忠厚诚笃的另一面。他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传统的古籍，较少西方个人主义的理念和色彩，因此在他身上体现出更多的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传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似乎没有更多的现代色彩，仍然以“忠诚”为核心，只不过后来以阶级分析的眼光，强调忠诚的对象，是上层统治阶级呢，还是底层的贫民大众。对于他而言，知识阶层永远是一张皮，自身无法独立地生存，最后总是要依附于一定的阶级。所以，在吴晗的心理深层，对群体有着强烈的依赖感，他不习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为了实现与黑暗的抗争，吴晗必须寻找正义的化身，寻找自己的群体归宿。一旦自认为找到了真理，找到了奋斗的正确方向，他就愿意将自己全部交出去，交给这个代表着光明和真理的事业。吴晗的政治头脑是单纯而又率真的。那种对组织的忠厚诚笃，使得吴晗渐渐丧失了自我的判断能力，无论正确还是错误，一切都取决于组织。可以说，从吴晗过问政治的起初，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参与政治的方式，就埋下了往后人生悲剧的种子。
作为一介书生，吴晗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武器是那么地有限，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以笔作枪”。1943年以后，吴晗的学术论文骤然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充满批判性的时文。吴晗写时文有他的专业特点，不像闻一多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历史影射现实，所谓“古为今用”。本来，为了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古为今用”式的影射策略在时文中用用，自然也无妨。但久而久之，竟然不知不觉地变为吴晗的思维习惯，带进了学术研究之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他的三改《朱元璋传》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