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问题上，儒法两家理论上的回答是不同的。儒家认定的原则是“从道不从君”。孟子反复强调臣事君必须以道义为基础，不能以顺为上，一味顺从只是“妾妇之道”。他认为，为臣者须有不向权势低头的浩然正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与此相反，法家主张的是“势”高于“道”，甚至“势”本身就是“道”。韩非认为，为臣的唯一使命就是贯彻君主颁布的法令，不得越雷池一步：“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不以显焉。”这等于说，违法固须惩罚，法之外立功亦应惩罚，因为表现为法的君主个人意志是绝对至上的。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指导，中国从政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分为两种类型：儒家型理想主义者与法家型技术官吏。像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皆属于前者，他们凭藉着“道”的信念，力图变革现实中的不合理成分，与昏庸的君主权势做着悲壮的抗争。而法家型技术官吏从个人品质来说从正直到卑劣的都有，但有一共通点，即都满足于充当贯彻君主意志的人格化工具，在庞大的行政官僚系统中发挥系统所赋予自己那部分的既定功能，而对系统本身的改革却毫无兴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