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儒家的内圣外王精神，一个圣人要治理天下，不仅要有治国的谋略——这还不是主要的，尚属雕虫小技，更重要的是为天下树立自身的道德表率，即由孟子提出、后来为明末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心斋先生所发挥的那层安身为本，反求诸己，身正而天下归也的道理。梁漱溟在为学为人方面与心斋先生最是相投，他将身正的意义也看得很重。30年代搞乡村建设时，他在对自己的学生讲话中说：“我觉得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在梁漱溟看来，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是个人呈现良知、成圣成王的必要功夫，而且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盛衰安危。正是怀着这样为天下立身的重大责任，梁漱溟长期以来一直过着完全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严谨生活，对自己的要求比清教徒还要苛刻。在儒家的道德功夫论里，他独重“慎独”二字，以为此道是孔门修己之学的精髓：“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他的慎独之彻底，不用说平时的言行，连自己隔夜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点。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记中自责“梦中念头可耻”，次日又记：“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夜梦起念头可耻马上自觉。”不用说，这样严厉的道德自律，一般人很难坚持下去，只有梁漱溟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要求自己。
嵇文甫在30年代出版的《左派王学》一书中曾对心斋先生的格物说有过一段评语：“他讲格物之‘格’如格式之格，殊有意味。他要以身为家国天下的‘格式’，……这样讲法，个人地位特别重要。帅天下以仁，‘出为帝者师，处为天下万世师’。看这样个人何等的伟大，这也是表现出一种狂者的精神。”梁漱溟的狂，未尝不可以作如此解读。
一个人要狂并不难，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之中，狂者也不乏其人。但一般人之狂，大多要么是缺乏真性情的虚骄，要么是才气有余、德性不足的傲慢。狂，最难的是狂出意境，狂出真性情，狂出德性之善。
梁漱溟的狂是很见真性情的。孔孟二位老夫子“中行”不可得，退而求次求狂狷，看中的也是狂狷中所透出的真性情。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中行之道“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也。后人舍狂狷而别求所谓中道，则误矣”。如果“中行”之中少了狂狷二气，则与孔夫子、孟夫子咬牙切齿所痛恨的“乡愿”也相差无几。梁漱溟在这点上看得很真切，他说，乡愿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应付得很好，人家称他是好人，这种人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