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撒旦》里也写到了异性恋，但这个异性恋却是婚外恋，写老师和学生之间畸形的性爱生活。这中间没有多少我们在传统小说里看到的爱情过程，甚至也没有现在流行小说里的性的需求，她坦诚地说“我不喜欢做爱，尤其是和一个在高潮时叫喊其他女人名字的男人做爱，但是我确实迷恋他的形象。他的面孔和身材在我的心中是一个象征物。”“被他抱着的感觉很好。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经常可以靠在爸爸的怀里睡觉，即使把口水流到睡衣上也不会被责怪”。这里的异性是童年父亲形象的转化，这里的性爱是为了克服寂寞和孤独存在的。小说的题目叫“寂寞的撒旦”，小说中的男男女女确实因为童年、少年时代的不正常经历陷入某种孤寂，才去寻求某种能够弥合少年时代伤痕的情感慰藉。
而他们的童年正是张贤亮这样一代作家写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时段，张贤亮们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缠绕他们的痛苦和性苦闷在所谓“80后”那里只是化作“寂寞”，寂寞比起痛苦当然要显得轻松一些，但寂寞在文学的表达层面上其意义并不见得低于痛苦。
由此我想到了两个“80年代”，一个是像沐童这样的8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一个就是我们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80年代的文学，这样两个80年代或许正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景观。80年代文学是关于理想的痛苦，是不能实现目标的痛苦，而“80后”则是没有理想的寂寞，没有目标的迷惘。从时间上考察，《寂寞的撒旦》里写的那些撒旦们恰恰正是章永璘的后代，或许章永璘要感叹“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章永璘的眼中，《寂寞的撒旦》里的那些青年男女显然是跳蚤（作者把他们称为“撒旦”）。章永璘在痛苦的时候，看的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撒旦们寂寞时看的是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张贤亮们在80年代呼吁的启蒙、人道和自由到了撒旦们那里变得如此的轻飘如此的没有分量，生命到底是不能承受之重，还是不能承受之轻？
分析这么复杂的文化问题，不是我在这么短的文章里能够说清楚的，但比之一般人认为“80后”的轻和浅来，沐童的小说可以说有点“重”和“深”。这种“重”和“深”不是启蒙主义意义上的，而是作为文学写作层面上或文学准备意义上的。单是从《寂寞的撒旦》对叙述人称的成熟把握和调度，就见出沐童对西方小说叙事学的熟稔。网络时代的写作，开启了写作的极大自由度，也拓展了新的空间，但文学不是博客意义上的自由书写，文学有自身的传统和规则，有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资源。沐童承传的是那样一路的文学思想，说近的有崔子恩、鲁羊那样的知识分子写作态度，说远的是钱钟书、纳博科夫、昆德拉等先哲们精神脉络。
好的小说的背后其实是躲着一个难以触及、难以触摸的精灵，好的小说家就是奇异古怪的精灵。
当然天使是精灵，撒旦也是精灵。有趣的是，我在写作本文时， 由于我的南方口音，我在打“撒旦”二字时，居然打成了“傻蛋”。傻蛋也是精灵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