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敬：心挺灰的老敬花费很多时间及精力与大系统搏斗，为的就是要挽回“脸面”和达到“心理平衡”，不料却遭受了更多的屈辱及羞愤。我第三次进村时，老敬说起披露后13个月的经历，唏嘘不已，觉得“有理无处说”，“心里挺灰的”。我就笨理儿合计，这孩子送到邻居家照看一下，碰破点儿皮儿还得道歉。要是（伤）重了，还得弄两瓶罐头。怎么这事儿就没人理呢？我心里感到绝对他妈的不公平！（老敬）在老敬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直人”！于是，“国家不管这事儿”，“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有漏洞”，“国家司法部门有正义感、有责任心、为百姓伸张正义的人太少了”，“个别相关职能部门有些人属于特权阶层，玩忽职守，不能严格执法”。你看事发之后相关职能部门从来没来过问过，就是你推他，他推你。现在换位思考，如果你们的子女这样的话，你们有何想法？做何解释？……我认为，当前改革开放一切都跟经济挂钩了，那些人都是为了钱而工作，处处去捞钱！(老敬)直到记者老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我这个研究者出现在六家生活中后，老敬才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世上还是好人多”。
（二）被权威重视的特权满足
老敬也从权威重视中获得了特权满足。他常说起记者老黄，而且脸上还洋溢着有人撑腰的得意和踏实。我第二次离村前，虽然官司仍毫无进展，但老敬并不气馁。他信心十足地对我说：老黄已经告诉我了：一旦你正式立案，我马上就过去。这事儿没完呢，我这叫跟踪报道。你不是怕事儿大吗？我一定叫你受理，还收拾你！(老敬)老敬常对我说老黄对他“有针对性”，其所在的省级报社“不受市政府限制”，“上一层肯定有关系”，“区镇两级政府都害怕”，“并不知道我的幕后人就是他（注：老黄）”。老敬还经常得意地说起被权威照顾的特权，比如老黄只与他单线联系，区教育局局长、镇党委书记和律师协调官司的事只跟他“唠”等。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电话咨询“平易近人”、“技高一筹”，中央三部委颁布严惩校园性侵犯的公告，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以及我这个“北京和香港来的大人物”的出现，都使老敬感到“有人当家做主”。他坚信，这些“上边来的人”定会给地方司法部门施加压力，推动官司的进展。他开始把媒体曝光及打官司赋予“公”的含义，表示不再是狭隘地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把自己的隐私报出来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伤害，但是心灵可以得到一定的平衡。人家非亲非故，都可以这样去做，作为我们受害者本身来讲，为什么不能站出来做一个典型？如果没有人站出来，那国家不就完了吗？这事出现在俺家孩子（身上），那以后还兴（许）搁其他孩子的身上重演呢，那不坏了嘛！俺们这么做是对的，对社会法制、安定与团结方方面面大有益处！（老敬）老敬还对我说，“你做这个心理研究，对孩子这么大的付出”，不单关注性侵犯事件，还“关心孩子身心健康各个方面，以及俺们家长和社会方面”，“更坚定了俺们要讨还公道的决心”。他的说法多少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我从始至终都不赞同打官司。对此老敬却理直气壮：那当然有关系了！你作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不牵扯你个人的事，为什么这么老远来到这，在这个生活条件研究这个事？这些孩子是你的吗？你研究它没用！你跟这些孩子细致地推心置腹，这些孩子长大了学好了，她能给你什么回报？你善待俺们这孩子，这样关心她今后成个有用的人、成个好人，俺们作为家长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老敬)三、六家系统
事件披露后，平常不往来的六家家长自动组成新系统。老敬考虑自家利益得失，带领大家借用媒体打官司，后因“付出多，回报少”而愤愤不平，对有的家庭施行等级压迫。
“抱团”动机老敬当初决定“抱团”似乎公私兼顾，“私”的比重更大一些。他一方面向我表白：“为了孩子同舟共济”，“大伙信得着我，我推也推不掉”；另一方面却向我透露了自家算盘：“抱团不容易被击破”，六家分摊费用“自己就少拿点儿”，“我要是自己张罗，他们别人还得上我这打听”；更重要的是，“维护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命运”，“一致对外，抗击社会攻击”。人就随流呗，也别说谁轻谁重……你得钱多就意味着你那孩子重，咱得钱少就意味着咱孩子轻。传出去谁家孩子重，待在这营子你就完了！俺们内部相互不能不团结。我强调，咱都是受害方，在孩子这个事情上，要（建立）攻守同盟。一旦社会方方面面中伤你家孩子，就是意味着伤害俺家孩子，俺们群起攻之，讨回公道。（老敬）心理不平衡不过，老敬在享受特权满足的同时，也常因“付出多，得到少”而感到“不公平”，特别是官司受挫时。我第二次离村前，老敬对我说：你看律师沟通净往这打电话。因为我是焦点，我得承担外界方方面面对我个人的看法和随之而来的压力。那外界认为，你是头儿，就你蹦跶得最欢。实际上说实在的，你打下官司来得到的钱还是最少的。别人谁领你的情？人家不显山不露水，名儿肃静儿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嘛！人出名就树大招风嘛！俺们平常到这块儿碰头研究、商讨、采访，都成了集散地了。你看电视台采访，在这个小范围内看那景就知道是谁家。这农村就这样！人家恨你啊！你上次没来之前俺家半午夜就死了一头大肥猪，六百多块钱，那下药儿的。谁给你考虑这个？他们能像我这样考虑这么多负担吗？（老敬）老敬还说，自己为联系律师误了自家水稻插秧，影响了产量；为官司“着急上火”得了尿道结石，而其他家长却没有任何表示。这事儿我能跟谁说去啊？你们别人能吗？我这么大岁数，跑前跑后地打电话告诉你们，你们有句话就行！(老敬)我第三次进村时，官司仍无进展。老敬斥责吴妈无心恋战，吴妈埋怨他“花这么多钱没办出事儿”，老敬常为六家之间的关系辗转反侧。
有律师曾私下对老敬表示：你孙女程度最轻，应得赔偿不会多，官司胜诉分钱时给敬家补偿，因为老敬一直“保持联系”，“付出挺多”，“贡献比较大”。律师“会考虑”让敬家与其他家的“钱财都一样”，条件是老敬得把这个“有业绩”的案子留给律师。老敬“当时没往心里去”，事后一想，“（自己如果）不在乎钱就扔大了”。
我问他有这么多委屈，为什么不对其他家长说，他的解释不外乎人情、面子与利益。有想法也不能从我嘴里直接说出来！我说出来没力度，没身份！
真的说一声完全可以，但是主事儿还是俺家主要，他们家是次要的，也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这些事儿。说实在的，我不又多得罪一个人嘛！各方面树敌对我不利，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你也不能推辞啊！你责无旁贷，没有选择啊！我从来个性就是这样。自己家的事儿不愿意让人帮我。我宁可付出多于回报，这样我心理平衡。一天老想着占别人的便宜，我不那样。然而，老敬也并非不说，而是把怨恨都发泄到家境最差的吴妈身上了（见第9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