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敬也从权威重视中获得了特权满足。他常说起记者老黄，而且脸上还洋溢着有人撑腰的得意和踏实。我第二次离村前，虽然官司仍毫无进展，但老敬并不气馁。他信心十足地对我说：老黄已经告诉我了：一旦你正式立案，我马上就过去。这事儿没完呢，我这叫跟踪报道。你不是怕事儿大吗？我一定叫你受理，还收拾你！(老敬)老敬常对我说老黄对他“有针对性”，其所在的省级报社“不受市政府限制”，“上一层肯定有关系”，“区镇两级政府都害怕”，“并不知道我的幕后人就是他（注：老黄）”。老敬还经常得意地说起被权威照顾的特权，比如老黄只与他单线联系，区教育局局长、镇党委书记和律师协调官司的事只跟他“唠”等。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电话咨询“平易近人”、“技高一筹”，中央三部委颁布严惩校园性侵犯的公告，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以及我这个“北京和香港来的大人物”的出现，都使老敬感到“有人当家做主”。他坚信，这些“上边来的人”定会给地方司法部门施加压力，推动官司的进展。他开始把媒体曝光及打官司赋予“公”的含义，表示不再是狭隘地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把自己的隐私报出来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伤害，但是心灵可以得到一定的平衡。人家非亲非故，都可以这样去做，作为我们受害者本身来讲，为什么不能站出来做一个典型？如果没有人站出来，那国家不就完了吗？这事出现在俺家孩子（身上），那以后还兴（许）搁其他孩子的身上重演呢，那不坏了嘛！俺们这么做是对的，对社会法制、安定与团结方方面面大有益处！（老敬）老敬还对我说，“你做这个心理研究，对孩子这么大的付出”，不单关注性侵犯事件，还“关心孩子身心健康各个方面，以及俺们家长和社会方面”，“更坚定了俺们要讨还公道的决心”。他的说法多少让我有些吃惊，因为我从始至终都不赞同打官司。对此老敬却理直气壮：那当然有关系了！你作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不牵扯你个人的事，为什么这么老远来到这，在这个生活条件研究这个事？这些孩子是你的吗？你研究它没用！你跟这些孩子细致地推心置腹，这些孩子长大了学好了，她能给你什么回报？你善待俺们这孩子，这样关心她今后成个有用的人、成个好人，俺们作为家长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老敬)三、六家系统
事件披露后，平常不往来的六家家长自动组成新系统。老敬考虑自家利益得失，带领大家借用媒体打官司，后因“付出多，回报少”而愤愤不平，对有的家庭施行等级压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