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给你一分你别嫌少，给你十块你也别乐，不给你也正常”。但眼见与教育局和解，利益不多却大丢面子，老敬便决定放弃小利，用赢得官司挽回脸面。在他看来，官司的结果决定了“群众反应”。胜诉，意味着国家“认可”、“有面子”，“群众”将给予道义支持。即使得钱不多，“有一俊也可以遮百丑”。而败诉，则意味着国家拒绝，说明自己无能，没面子，“群众”会极力贬损。我第三次进村时，老敬反复强调“俺不在乎多少钱”，并给其挽回脸面的意图及行动赋予了“公”的含义。通过法律程序，打出一分（钱）来也是光彩的，有面子，这说服力比较大：国家给撑腰，我理直气壮！多数人就会支持俺们：那是国家的政策，你们做得对！咱们腰杆就会直一点儿，心情能平稳一些。别人说：老敬到底把这官司打赢了，那对我心里是极大的安慰和快乐。俺不在乎多少钱，就是要一个公正合理的答案，俺们心里有个平衡……对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群也是一个解释。要不然的话，人家会说三道四……不管这个官司打的经济回报有多少，我们要打出质量……以后给相关职能部门一个触动，促进在乡里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老敬)然而，不支持的制度系统和不友善的乡村舆论却使敬家在挽回脸面、争取利益的过程中不断丢失着脸面和利益，进而被卷入“丢失－挽回－丢失”的恶性循环之中。指向家外系统的应对行动增加了敬家人的情绪张力，负面影响着家庭关系过程（详见本章第五节）。
三、慕容：在家庭应对的边缘
应对策略主要由家长决定，受害女孩始终处于决策的边缘。这是六家的共同特点，事件披露后13个月这种情况始终没有改变，敬家也不例外。
披露之初，家长们“顾不上孩子”，只是聚到一起宣泄情绪、商量对策，却把受害女孩放在一边。此后，家长们所作的任何有关决定也从未问过孩子本人，家长认为“小孩不懂”，“没有独立思维能力”，担心与孩子讨论会强化其记忆和羞耻感。
我在现场问慕容是否愿意打官司，她不假思索地反问道：“那愿不愿意能怎么整？”她说，家里所有决定“也不问我呀”，“太不讲理了”。可在对外行动上，她总是听从爷爷的指挥。比如，她后来不愿接受媒体采访，可每次“他（注：爷爷）让我去我就去”。在她看来，“自家人”与“别人家”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就好像“中国和日本”！
不过，报案前后，家长们聚在敬家商量对策时并未刻意回避慕容。慕容是六名女孩中最先知道家长打算报案的。为防止老师“拿孩子做人质”，老敬嘱咐慕容：不能跟任何人走，如果在学校发生意外，就跟同学一起跑。慕容并不害怕。
与其他家庭不同的是，敬家家长在披露过程中始终未对慕容表现出责备、拒绝等负面反应，慕容是最晚出现精神症状的。
第四节创伤经验
在六家中，敬家人最晚出现创伤反应，不过后来却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披露后，家庭的应对行动引起了一系列家内外连锁反应，强化了孩子及家长的创伤经验。
一、慕容：持续的恐惧与不可遏止的愤怒
慕容的精神症状出现最晚，消失最快。然而，不可遏止的愤怒情绪却破坏了亲子关系及同伴关系，维持并强化了她的创伤反应。
（一）从“不在乎”到出现精神症状
披露之初，慕容对此并“不在乎”，后经爷爷奶奶吓唬，开始出现多种精神症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