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度不仅大力表彰节烈，而且还严惩“不节不烈者”。从宋代直至明清，家族、官府对“失贞”女子都是严加处罚，轻则赶出族门，重则施以沉潭、火烧、凌迟处死等酷刑（刘达临，1999；Wang,2001）。最残酷的是“骑木驴”，即把“失贞”的女人吊起来，令其阴道对准一根高竖的木杆，然后割绳使其下坠，最终让木杆从该女的口鼻穿出，直至气绝（潘绥铭，1995）。
就这样，朝廷旌表和制度奖励从外部强化贞洁观念，而礼教则将贞洁观念内化为女人自己的宗教，从而共同建构出了“女人身体天经地义地为男人服务”的社会现实。
贞操观念是农业社会财产式婚姻的产物，意味着女人没有独立的生命权利与意志：对丈夫而言是购得的私有财产，对父母而言是待价而沽的商品，对家族而言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潘绥铭，1998）。女人没有权利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却有绝对义务为男家守身。“失身”永远归罪于女人自己，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贞操观念不是用来保护女人自身的，而是用来保存家族的面子及利益，维护父权社会秩序的。失去贞操的女人破坏了儒家伦理规范，整个家族将因此蒙受社会的羞辱与排斥。于是，她只有献出生命，得到朝廷旌表，才能挽回本族的荣耀及利益。然而，享用旌表所带来的荣耀和利益者却并非女人的亡魂，而是其身后的父权家族。女人的生命权利让位于皇权、父权和夫权，女人身体的主体性被彻底剥夺，成为强化父权家族制度和权威等级政治制度的工具。
今天，贞操观念并未销声匿迹。潘绥铭（2004）曾于1991年、1995年、1997年和2001年对全国大学生进行了四次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1991年全国男大学生可以容忍新娘“失贞”者占18.5%，1995年以后持续为14%左右。连大学生在假设的情况下都尚且如此，那么，农村人在真实生活处境中的贞操观念可能就会更为顽固。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父权家族制下的女人身体因具有生殖能力与性功能，而对婚姻、家庭和社会道德秩序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如果一个女人未能按照主流的道德行为规范运用自己的身体，那么无论何种原因，都将受到谴责及惩罚，整个家族也将因此而蒙羞。在21世纪的中国乡村社会，由贞操观念衍生出来的“责备受害者”和“责备家庭”的文化实践是否依然存在？如果存在，将会怎样影响自家女孩遭受家外性侵犯后的家庭经验？这将有待本研究回答。
西方研究显示，儿童性侵犯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会给受害儿童带来深重的精神创伤。尽管家庭支持是创伤康复最有力的源泉，然而，孩子遭受性侵犯将使整个家庭都遭受重创，会放大原有的家庭问题，大大削弱家庭的支持功能。但以往的研究却未曾探讨过社会文化对其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