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宋初，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多才多艺的青楼美女被商业化，成为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满足感官享受、展示家财、激发才思的消费对象。尽管纤弱、慵懒、多愁善感的“病态美”仍是理想的女人形象，但青楼业使女人可在家外获得生存价值，性别等级界限已被模糊（Wang,2001）。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便应运而生，更加严厉地约束女人身体，借以维护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缠足，就是最鲜明的表现之一。
缠足，最初只供君王赏玩。商代妲己、春秋西施、汉代赵飞燕、隋朝吴越娘、唐代杨贵妃等皆因三寸金莲而得皇帝宠幸，于是，宫廷妃子纷纷效仿，以获皇恩。从宋朝开始，女人缠足便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到宋末元初，“小脚”几乎成了“女人”的同义词，社会普遍视“天足”为耻。缠足在明代从上层社会流传到下层社会，风靡全国，成为广为接受的女性美和社会等级的标志，也使低下阶层的家庭有机会通过女人联姻跻身于上层社会。“三寸金莲”成为女人自我约束的道德象征，通过规避被注视、被触摸而刻意制造禁忌，进而建构成为男人所用的性器官。而女孩自幼就要为此付出终生痛苦（Wang,2001）。漫长的中国历史只记载着纤纤女体的轻歌曼舞，却听不到女人作为主体的痛苦呻吟！
语言，也成了冶炼女体的工具。宋代以来，文人墨客的诗词、散文、小说将女人身体肢解、物化，简约为足、胸、阴户等身体部位，并以此作为色欲的化身及男人把玩的消费工具，参与建构男尊女卑的审美体系，供男人获得视觉快感、语言陶醉和性满足。在凄美绝艳的宋词元曲中，女人身体只供男人享受，却始终保持缄默，绝不威胁男性的支配地位。女人身体部位在男性的语言暴力中获得生命和灵魂，取代完整的女人，进一步剥夺了女人身体作为主体的生命意志与权利（Wang,2001）。
（三）肃整社会秩序的靶子
每当外族入侵、国难当头、国家加紧控制个人行为时，女人身体总是首当其冲地进入国家管制，借以维护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
宋代风靡女性缠足，并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要求女性坚守贞操。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妇女解放、强身健体运动，惩罚“亡国灭种”的女人身体，为的是“富国保种”（黄金麟，2001），而并不是为了保护女人作为人的权益。
梁启超在《女学论》中提倡“胎教”是为“保种”，而“保种”就是“保国”。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禁早婚论》一文指出，早婚有害于“养生”、“传种”、“养家”、“修学”和“国计”，对个人、家庭和国家都不利（黄金麟，2001）。曾为国粹的三寸金莲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道德沦丧的标记。然而，放足带给女人身体的不是解放，而是更严厉的惩罚。
为迅速实现新的道德秩序，法律规定重罚拒绝放足的女人，政府奖励上交缠足布和绣花鞋者。于是，很多女人被当众羞辱，强制放足。有的女人因放足而失去婚姻，甚至因此而自杀。无人理会放足像缠足一样，也会给女人带来深重的身心痛苦（Wang,2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