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孩子不是拥有独立意志及权利的个人，而是父系家族的财产。宋代以来，随着幼教事业的发展，孩子逐渐脱离了家族管辖，进入国家教育制度和家庭共辖同管的公共领域（熊秉贞，1998）。1949年后，中国内地的孩子不再仅属于“家”，而是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属于国家（陈映芳，2003）。然而，“孝道”仍继续规范着孩子们的日常身体表达（Ho,1996）。
辖属于家族的孩子身体主要用于实现孝道，父母有绝对权力支配和掌控孩子的身体表达，乃至生命。明末魏禧的《日录》有言：“父母即欲以非礼杀子，子当不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孝道要求“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
孩子的身体还与父母的面子及利益息息相关。从宋朝开始，“幼体温席”、“割股疗亲”的典故频频出现在历代幼教蒙学书籍中。在元、明、清代，倡导“童身为长亲所用”之风盛行不衰。不过，毁坏自己的身体也是不孝之举，遭伤受辱之体不仅给父母增添了负担，而且还不能养亲尽孝。因此，子女有责任保护自己的身体（王玉波，1991）。
子女要在绝对服从家长意志的前提下保护自己身体完整，其中的分寸真是难以拿捏！“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子女应顺从父母心欲，遵循父母旨意，不与父母争辩，凡事委屈顺从，做到“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叫，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弟子规》）。长辈说话，小孩不能插嘴，要等长辈说完以后才可以小声问。如果长辈不愿说，就不能再追问。总之，小孩不能惹长辈生气（张倩仪，2003）。父母有过错，要和颜悦色劝谏；若不听，则等父母高兴时再劝。挨打不得反抗，但不能让父母把自己打死，“小棒则受，大棒则走”，否则就是陷父母于不义，属于不孝（《礼记》）。民国以前，子孙告父母、卑幼告尊长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平等便是无父，自由便是无君，无父无君便是禽兽”（《朱子家礼》）。
承担孝道的童身必须经过悉心管教，才能成人（Ho,1996）。近世之前，孩子在成年之前很少接触家外环境，因此，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男孩十岁以前、女孩终生在家接受教育(张倩仪，2003)。养育孩子的肉身，是母亲或家中其他女人之责，而通过管教规限身体的文化表达，则由父亲或家中男性长亲统管（熊秉贞，1998），即“养不教，父之过”。1949年以后的中国内地，主流媒体将维护婚姻、家庭的责任加诸于女人身上（Evans,1997）。当孩子出现问题时，母亲便很自然成为主要责备对象。子孙不肖，更会辱其双亲，累及家门。孩子的身体表现实际上就是家族的脸面。
为将孩子的身体塑造成孝道工具，宋明理学程氏兄弟认为，孩子从自己能吃饭说话走路时起，就要开始接受教育，尽早学会“做人”（Ho,1996）。宋朝以后，朱熹“主澹静，恶嬉戏，重管束”的幼教思想始终占主流地位，要求孩子从小就要像大人一样严格遵守儒家伦理规范，学会掩去生命的自然欲求、形体及表情（陈映芳，2003）。《颜氏家训》强调限制孩子的行动自由，严格规定孩子的坐、卧、立、行、言，认为“勤有功，戏无益”，玩物必丧志，因此，对于游戏、运动和琴棋书画应该“戒之哉”。清末的私塾教育制度要求孩子全天诵读经书，除老师有事或父母安排，孩子一年四季都没有任何假期（张倩仪，20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