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sh(1998)以家庭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生态理论（ecological perspective）和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提出了家庭抗逆力理论视角(family resilience perspective)。她认为家庭抗逆力不是静态的家庭特质，而是家庭在经受生活逆境的挑战中，协调并调动家庭复原能力、积极适应和成长的动态关系过程，包括家庭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s)、家庭组织模式(organizational pattern)和家庭沟通过程(communication)。家庭抗逆力过程受到个人、家庭和更大社会系统的影响，并随几代人的生命历程而演变。
Patterson(2002a,b)在其“家庭调整及适应反应模式”（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Response Model,FAARM）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家庭遭受重大风险（创伤）的抗逆力理论模式。与Walsh(1998)相同的是，该理论也承认家庭抗逆力是一个促进家庭执行功能和个人发展、阻止家庭出现不良后果的保护性关系过程；不同的是，该理论认为家庭抗逆力关系过程是家庭系统风险机制（过程）和保护机制（过程）在家庭意义的调节下相互作用的过程结果。构成家庭抗逆力的保护过程包括家庭凝聚力（cohesiveness）、家庭灵活性（flexibility）、家庭沟通模式（communication）和家庭意义（meaning）（Patterson,2002a,b）。
本研究将借助家庭抗逆力理论视角，在探索家庭负面经验的同时，考察家庭的正面经验。不过，Walsh（1998）和Patterson(2002a,b)的理论模式都是西方学者在个人主义科学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背景下，根据对西方家庭的研究抽象出来的。这些概念及论述是否可以充分描述和解释中国农村家庭抗逆力的关系过程，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第五节中国父权家族制下的女人身体： 孝道
与贞操古往今来，中国社会始终充满着对“性”的误解（Ruan,1998），而女人身体竟被用来充当羞辱、秘密的载体。
在女性主义看来，女人身体并非纯粹的生物学事实，而是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表象。特定的社会文化赋予女人身体以特定的意义及价值，影响着女人的生活处境，并通过多种途径，内化为女人本人的价值观念，建构并强化压迫女人的性别关系（Grosz,1994）。
中国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男尊女卑”父权家族制，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待女人身体的态度与方式。自汉代开始直至清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文化主宰着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尽管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外族统治，比如元代的蒙古族统治及清代的满族统治，但这并未改变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调的特征。
本节将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中国汉文化是怎样通过规限和掌控女人身体，建构并维持不平等的性别及代际关系，使女人身体在“家族统治”和“国家殖民”的过程中丧失主体性的，并以此作为分析遭受家外儿童性侵犯的中国家庭经验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男尊女卑”的源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