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sat & Lundy（1998，1999）发现，孩子遭受性侵犯会导致父母患慢性病、离婚和分居，家庭额外需求增加，此时他们不仅需要解决房屋、衣物和食品短缺等生存问题，更需要专业人员关注他们的情绪需求、医疗需求和权益，协助改善家庭关系。一项追踪研究发现，接受家庭治疗可以缓解母亲的精神症状，改善家庭关系则有助于家庭创伤的康复（Newberger,et al.,1993）。
四、贡献、不足与启示
以往20年的西方研究从不同侧面表明：儿童性侵犯的创伤经验与家庭支持相互影响。然而，由于有关“家庭支持”的研究还是主要从个人心理病理的角度，采用实证主义立场的研究方法，并以母亲为研究对象，所以未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生活处境中“家庭支持”的动态关系过程全景，使我们在理解中国儿童性侵犯家庭经验方面表现出如下限制：
1缺乏对家庭整体的观照
上述研究无一例外以“个人”为研究单位，所收集的资料只是家庭成员个人对家庭某些方面的看法，诸如父母个人的精神状况、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等，而不是家庭整体关系过程的实际运作情况,尤其缺乏有关家庭成员之间、家庭系统与家外系统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建构特定的家庭生活现实方面的资料。
2“科学话语”忽视家庭声音
上述研究全部由西方学者以“文化客位”的立场完成，发表于西方主流学术期刊。除了有三项女性主义质性研究外（Carter,1999;Hooper,1992;Johnson,1992），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量性研究方法。研究样本全部是接受社会服务的受害者或其家人。收集资料主要采用“专家”设计好的临床症状量表和问卷，让儿童保护工作者填写问卷（Heriot,1996），查阅个案记录和计算机档案（Pintello and Zuravin,2001）等方式，极少数研究辅以一次个人访谈。研究结果可能只是“专家”认为重要的“客观事实”，甚至是专业人员的偏见，而非家庭所经历的动态现实处境及意义解释；有可能将家庭应对创伤的复杂动态关系过程简化为有限的、静态的变量，即“母亲情绪”、“母女关系”、“母亲管教方式”、“母亲解决问题的能力”、“家庭适应性”、“家庭凝聚力”等；把“保护性”界定为“支持”、“保护”和“相信”，并作简单的二元分类（相信/不相信、支持/不支持、保护/不保护）。研究者作为“客观”的“局外人”，在特定时空凝固点所“制造”的知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彰显家庭复杂动态的生活处境，令人置疑。
三项女性主义研究挑战了专家话语霸权，注重呈现母亲个人经验（Carter,1999;Hooper,1992;Johnson,1992）。然而,由于缺乏家庭成员相处的关系层面的资料，研究结果所呈现的只是母亲个人的故事，而不是家庭整体经验。
3缺陷取向的专家话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