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ter (1999)根据母亲自述，分析了父亲在处理性侵犯时的角色。在17位有配偶的母亲中，只有3位觉得，性侵犯披露期间给自己支持最大的男人是丈夫。其余14位则表示，在自己和孩子最需要支持时，身边的男性亲友从人间“蒸发”，包括孩子的生父。绝大多数男人逃避照顾孩子的责任，拒绝给孩子及母亲以情绪支持，只是一味责备母亲未能保护孩子、未能教导孩子怎样自我保护，有的父亲甚至虐打母亲。他们不愿、不许家人谈论与性侵犯有关的话题。
父亲在接受创伤康复服务方面也非常被动。Carter (1999)通过在多伦多访问专业人员获知，最初有20位父亲（非侵犯者）愿意参加为期8周、专为其举办的危机支持小组，但第一周只有6人参加，最终仅有1位参加了全部课程。父亲们普遍认为，协助孩子康复创伤、维系家庭关系，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因此，他们将自身抽离于家庭情感生活之外，甚至不支持母亲参加危机支持小组。由于找不到父亲，社会服务机构针对家庭的专业服务实际上只能聚焦在母亲一人身上。
Trotter(1998)感叹道：尽管有关“父职”的社会观念略有改变，但父亲们的实际行动却表明他们依然故我。在父权社会中，男人驰骋的领域不在家内，而在家外。父亲们游离于家庭的边缘，未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未能支持和保护危机中的家庭。
上述研究虽然从女性主义视角批判性地分析了“父亲缺席”背后所存在的父权意识，但缺乏系统、深入的文化解释。
（三）社会孤立及制度创伤
孩子遭受性侵犯，不仅影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了家庭与社区的关系。由于侵犯者多是家庭信任的熟人，所以整个家庭就会因披露性侵犯而遭到其他家人的怨恨、责备（Massat & Lundy,1999），有的家庭甚至会因此失去重要的关系网络（Davis,1995;Massat & Lundy,1999）。一半以上的父母不再放心让其他成人帮忙照顾孩子，因此，家庭安排日常生活就会变得困难重重（Davis,1995）。
母亲难以从现有的社会体制中得到现实、持久的支持(Carter,1999)。向亲友、上司、学校和社会服务机构求助的母亲不仅多数得不到支持，而且还得经常面对教导、责备、羞辱、漠视、拒绝和不信任，从而加深了她们的孤立感和耻辱感，最终只能采取否认、压抑和淡化等应对策略（Hooper,1992;Massat & Lundy,1999）。
“儿童中心”的专业介入在“儿童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帜下，只是重点保护受害儿童，却不理会母亲个人的感受（Carter,1999;Hooper,1992;Johnson,1992），从而抑制了家庭从自然支持网络寻求帮助的能力(Massat & Lundy,1999)。由于找不到父亲，专业介入制度就只能将保护儿童的责任完全放在缺乏支持及资源的母亲一个人身上，从而加重了母亲的负担。“支持”母亲是为了“保护儿童利益”，但支持小组却只是集中批评母职缺陷，讨论怎样保护和满足孩子的需要，很少关心母亲本人，而且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父权社会对母亲作为孩子主要照顾者的期望和监督，增加母亲的内疚与自责。除此之外，专业人员的偏见、社工家访、随时提审等专业介入也给母亲带来了很大压力（Carter,1999），甚至可能造成继发性创伤（Rhind et al.,19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