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孩子可能会长期出现不可理喻的心理行为，比如做噩梦、睡眠障碍、攻击行为、说谎、敌意，特别是在公共场合表现出不恰当的性行为（Carter,1999;Hooper,1992），而母亲就会因此感到愤怒、内疚、无助、无地自容。有的母亲会把对侵犯者的愤怒情绪投射到孩子身上（Hooper,1992）。有的试图纠正孩子“错误”的性观念及行为，使得孩子出现强烈的情绪困扰，甚至自杀（Carter,1999）。由于不知道孩子未来将会怎样，不知道如何解决孩子的心理行为困难，不知道如何重建亲子信任、改善亲子关系，母亲对于自己影响孩子、驾驭事态发展的能力就会缺乏信心，不满意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Manion et al.,1996）。如果母亲本人相信“全能母亲”的神话，将个人价值全部寄托于“母亲身份”上，那么，孩子遭受创伤将彻底摧毁她的精神世界(Carter,1999)。
雪上加霜的婚姻关系孩子遭受性侵犯也会给父母的婚姻关系带来负面影响。Schaefer(1993)详细描述了自己作为母亲陪伴女儿心理康复的七年漫长、艰苦、惨烈的经历。女儿在幼儿园遭受老师性侵犯后，长期情绪反复无常，经常把愤怒投射到父母身上。她与丈夫常被女儿搞得焦头烂额。在如何对待女儿的问题上，夫妻俩冲突多多，最终只得以离婚收场。
Davis（1995）对孩子遭受家外儿童性侵犯并接受儿童家庭中心服务的30位英国父母（包括12对再婚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后，发现所有父母在披露性侵犯之初都出现了婚姻问题，原有婚姻冲突加剧。Carter (1999)深入访谈的15名加拿大母亲中，披露孩子遭受性侵犯后，只有两位与伴侣的关系依然良好。
父亲缺席，母亲孤单以往的研究显示，孩子遭受性侵犯所造成的家庭创伤主要由母亲承担。重创之下的母亲缺乏情感支持，特别是来自丈夫的支持。
一项研究发现，在99名孩子遭受性侵犯的母亲中，63.6%表示，自己在孩子遭受性侵犯后感到非常孤单（Deblinger et al.,1993），“不能从家人和朋友那里获得支持”是主要因素（HeibertMurphy,1998）。三项“深描”母亲经验的女性主义质性研究显示，母亲十分缺乏家人、亲友、邻居、雇主和专业人员的理解和支持(Carter,1999;Hooper,1992;Johnson,1992)。另两项研究表明，披露性侵犯后，母亲感到家庭功能严重失调（Mannarino & Cohen,1996;Manion et al.,1996），家庭凝聚力及亲和力降低，家内与家外性侵犯并无显著差异（Mannarino & Cohen,1996），而父亲对于家庭功能及父职的观感与非临床对照组亦无显著性差异（Manion et al.,1996）。
难道父亲真如钢铁巨人一样“刀枪不入”吗？现有研究主要以母亲为研究对象，缺乏对父亲（非侵犯者）的专题研究。不过，父权社会的两性分工可能是造成父亲缺席的根本原因。
GomesSchwartz et al. (1990)研究过156名遭受性侵犯的孩子及其家庭，但却只接触到30%的父亲，其余要么接触不到，要么不愿参加。Trotter(1998)身为英国儿童保护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原本打算通过深度访谈，研究孩子遭受性侵犯的父母经验，但只有一位父亲愿意参加，最终研究者只能研究母亲的个人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