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家庭功能（Oates,O’Toole,Lynch,Stern & Cooney,1994）、家庭凝聚力及家庭适应能力（Mannarino & Cohen,1996）、母女关系（Lovett,1995）、母亲的管教方式（Deblinger,Steer & Lippmann,1999）、母亲本人的情绪困扰（Deblinger,Steer & Lippmann,1999;Mannarino & Cohen,1996）、母亲本人解决问题的能力（Oates,O’Toole,Lynch,Stern & Cooney,1994），与受害儿童出现精神行为症状的数量及强度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家内与家外性侵犯之间无显著差异（Mannarino & Cohen,1996）。那些认为父母支持自己的受害儿童的自尊感（selfesteem）较强，较少出现行为问题（Tremblay et al.,1999）。而那些结交不良友伴、依靠同伴支持、排斥父母支持的受害儿童，遭遇适应困难的风险特别高（Lynskey & Fergusson,1997）。有关成年幸存者的回溯性研究也显现出类似结果（Wyatt & Michey,1987;Fromuth,1986;Runtz & Schallow,1997）。
以上研究采用临床样本，通过对工作人员、父母及受害者本人发放问卷收集资料，最后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父母支持（主要是母亲支持）比性侵犯事件特征本身更能预测受害者近期及远期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抗逆力(resiliency)（Spaccarelli and Kim,1995）。既然家庭的支持如此重要，那么，家人在披露性侵犯后能给予孩子多少支持呢？
二、有多少父母支持孩子
以往有关儿童性侵犯的家庭支持研究多围绕家内儿童性侵犯，并以母亲为研究对象，因此，早期文献中的“家庭支持”似乎等于“母亲支持”。
早期的研究者和治疗师们带着“父权眼镜”进行临床观察，发现有相当比例的母亲（非侵犯者）不相信女儿对乱伦的指控，一味拒绝或责备女儿，母亲常因此被专业人员描述为直接或间接参与乱伦的“同谋”(Herman,1981)。近期研究证实，得知孩子遭到性侵犯后,绝大多数母亲相信、支持并保护孩子(DeYoung,1994;Heriot,1996;Lovett,1995;Sirles & Franke,1989;Deblinger et al.,1993;Everson et al.,1989;Pintello & Zuravin,2001)。当然，给孩子提供支持的责任总是完全落在母亲个人身上。
研究显示，72%～74.6%的母亲相信孩子遭受了性侵犯（Lovett,1995;Sirles & Franke,1989;Heriot,1996）。然而，相信孩子的母亲并不一定会采取行动。后续研究发现，母亲对孩子的支持性反应比较复杂，包括相信孩子、情绪支持、保护行动三个方面（Everson et al.,1989;Heriot,1996;Pintello & Zuravin,2001）。
Everson等人（1989）发现，44%的受害儿童表示，母亲在得知其遭受性侵犯后一直提供支持；33%认为，母亲的反应模棱两可；其余23%认为，母亲不支持或拒绝。Heriot（1996）的研究表明，52%的母亲对孩子既支持，又采取保护行动。近期，Pintello & Zuravin（2001）扩大样本（435名）发现，41%的母亲既相信又保护孩子，27.3%的母亲虽相信但不保护孩子，308%的母亲既不相信也不保护孩子，其他母亲即使不相信也采取保护行动。“相信”与“支持”、“支持”与“保护”显著相关（Heriot,199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