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理论模式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儿童性侵犯的创伤化过程，在交互作用的背景上理解儿童本人对于性侵犯的认知－行为反应及其和环境（性侵犯环境和支持来源）之间的双向影响，具有鲜明的生态系统思想（ecosystem perspective）。然而，由于它只是以受害者个人为关注点，未能详细展现披露后家庭成员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家庭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影响家庭对于受害者的影响，因而限制了我们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理解儿童性侵犯创伤经验的演变历程。
以上文献回顾显示，西方有关儿童性侵犯的心理病理理论正在不断扩展，其关注点从性侵犯情境特征，转向受害儿童个人特征及反应，进而转向受害儿童发展的环境因素，特别是家庭及社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受害儿童在披露中及披露后的经历，特别是能否从家庭中获得支持，将极大地影响其创伤经验。
第三节儿童性侵犯的家庭支持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学者注意到，得到照顾者支持的受害儿童较少出现精神症状（AdamsTucker,1982）。80年代中后期，西方社会陆续开展了有关儿童性侵犯的家庭研究，出现如下三个主题：家庭支持影响受害儿童的心理适应、有多少父母支持孩子、家庭创伤。
一、家庭支持影响受害儿童的心理适应
Conte and Schuerman (1987)最早发表了有关家庭支持的经验研究。样本中369个4～17岁遭受性侵犯的孩子中，有21%未出现特征性症状。家人与受害儿童的支持性关系及家庭病理问题影响着受害儿童的症状表现。90年代中期后的研究从多个方面揭示，家庭支持与受害儿童是否出现精神症状密切相关（Deblinger,Steer & Lippmann,1999;Feiring et al.,1998;Fromuth,1986;Lovett,1995;Lynskey & Fergusson,1997;Mannarino & Cohen,1996;Oates,O’Toole,Lynch,Stern & Cooney,1994;Runtz & Schallow,1997;Tremblay et al.,1999;Wyatt & Michey,19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