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性侵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不一致。20%～40%的成年受害者并未表现出可测量的相关症状（Finkelhor,1990），21%～49%的受害儿童未表现出可测量的行为症状和适应困难（Conte and Schuerman,1987;CaffaroRouget,1989）。早期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集中探查性侵犯事件特征对于受害者创伤经验的影响，如首次遭受性侵犯的年龄(KendallTackett et al.,1993;Cole & Putnum,1992)、性侵犯持续时间(Hauggard & Reppucci,1988)、侵犯者与受害者的关系(Browne & Finkelhor,1986;Conte & Schuerman,1987)、侵犯者是否使用武力或强制手段( GomesSchwartz et al.,1990)、是否有体腔插入(Finkelhor & Browne,1986)等。然而，性侵犯事件本身的变量并不能特征性地说明受害者精神健康后果的差异(Beitchman et al.,1991;Browne & Finkelhor,1988;KendallTackett et al.,1993)。
后续研究试图寻找产生创伤的受害者个人特征，包括受害者对于性侵犯及相关事件的认知评价( Johnson & Kenkel,1991)、认知策略(Conte & Schuerman,1987;Johnson & Kenkel,1991)、应对策略(Spaccarelli & Kim,1995;Tremblay et al.,1999)等。学者们认为，评估工具的缺陷和创伤的“沉睡效应”(sleeper effects)( KendallTackett et al.,1993)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
第二节受害者创伤的理论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理论模式相继问世，都试图阐释儿童性侵犯的创伤机制。80年代的理论模式强调性侵犯情境变量如何导致受害者的创伤反应（Summit,1983;Finkelhor and Browne,1985;Briere,1992;Herman,1992）。90年代的理论模式以发展心理病理学为基础，关注受害者本人及其环境因素的影响（Alexander,1992;Cole & Putnam,1992;Spaccarelli,1993），其中只有一个模式试图说明性侵犯情境、受害者的个体差异以及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受害者特定的心理后果（Spaccarelli,1994）。下面，我将从多重动力创伤模式、发展心理病理模式和人与环境交互作用模式三个类别出发，逐一评述八个创伤理论模式。
一、多重动力创伤模式
研究者根据临床观察，提出五个理论模式，即儿童性侵犯适应综合征、创伤生成动力模式、羞辱模式、PTSD模式和信息加工模式，描述儿童性侵犯事件及关系情境如何塑造受害者赖以生存的多重创伤动力，进而表现出一系列精神症状。
（一）儿童性侵犯适应综合征 （Child Sexual Abuse Accommo
dation Syndrome）
Summit (1983)最早根据临床观察指出，儿童性侵犯事件制造出如下三种特征情境，包括：秘密及无助（Secrecy and Helplessness）、入陷及调整（Entrapment and Accommodation）、披露及翻供(Disclosure and Retraction) 。导致受害儿童习得反常的求生技能，表现出多种行为问题，包括病态依赖、自我惩罚、滥用药物和多重人格等。由于该模式只是罗列了对乱伦受害者的临床观察，因此，不能算作真正的理论模式。
（二）创伤生成动力模式(The Traumagenic Dynamics Mode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