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快要进入中年时，确实可以仔细思量“危机”这两个字给我们的启示，危机不正是“危险”加“机会”吗？每一次的危险，都隐含着一次成长的机会。
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的长篇叙事诗《神曲》（Divina Commedia），开头是这样写的：“走到人生的中程，我察觉到自己已经迷失在黑暗的森林中，正确的途径怎么也找不到了……”
但丁开始有这样的感觉，是在他37岁的时候。那年是公元1302年，但丁因为抗拒教皇的权威，被教皇免去意大利佛罗伦斯市最高长官的职位。他是在两年前35岁的时候，获选担任这个职务的。当时，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妻有子。哪知道仅仅过了两年，他竟然已“迷失在黑暗的森林中”，被放逐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使人恐慌和失落呢？
英国学者贾可斯，随机抽样找出310个历史上公认的画家、作曲家、诗人、作家等的资料，发现了一件事：这些艺术家在35～39岁之间，死亡率突然增加。而死于37岁的特别多。以音乐家为例：
·写歌剧《卡门》的比才死时候正是37岁。
·３岁就热爱音乐，４岁学琴，５岁作曲，一生共写了７部歌剧、
３４首交响曲及２３首钢琴奏鸣曲的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死的时候是35岁。
·离开多难的祖国，身边总是带着一抔波兰泥土的肖邦（Frederic Chopin, 1810～1849），死的时候是39岁。
这些都是西方的名人，他们都在日正当中的中年就撒手人世。然而，现在活着的一般美国或台湾的中年人，是不是也一样会面临中年的危机呢？
20年前，我许多同辈的朋友年龄都在35～39岁之间。他们一直是许多人倾慕的对象，读一流的中学，进一流的大学，最后呢？学而优则出“国”了！他们曾经有学成归“国”、造福乡里的雄心，而现在却决心落户美国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曾和但丁一样，对自己的故乡充满着理想和抱负，但是他们离开自己的乡土，不是被放逐，而是多少含有自己选择的成分。有些人自叹自艾，把自己比做失根的兰花；有些人叫着和中国保持血缘的关系；而有些人则默默地替家乡的民族做事。然而也总有那么几个“有心人”，每次回来探亲再去美国时，身边总忘不了带几样祖国文化的象征——古董或字画之类的。
被这个社会排拒的年龄
刘雄飞就是一个例子。读小学的时候，他写“我的志愿”，就说将来要到美国留学。从小父母就告诉他：“好好读书，将来大学毕业到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把弟妹接过去，我们两老也可以来照顾孙子。”刘博士从不曾让父母失望，一直是社会赞许的对象。如今，他的弟妹都去了美国，分别学成立业了，父母最近也到美国投亲。从本地一般的眼光来看，刘博士算是大有成就的，他是美国一所州立学院的系主任，已经取得终身职的正教授资格。贷款买来的房子和汽车也完全属于他的了。孩子都入了学，平常除了和三、五个中国朋友打打麻将，到中国城吃吃中国菜，也相当热衷于武侠小说。
在那个小城镇的教堂里，他经常口沫横飞的讲演中国文化，本地的报纸也偶尔发布他的新闻。留在本地的亲友和同学不时以他做为子女的楷模。
某年圣诞节，他回来台湾。已经羡慕他的人更羡慕他了，刚认识的也对他肃然起敬。就在这些羡慕声中，他给我拨了个电话，深夜里，他重复地说：“我以前所追求的，现在每样都得到了。如果我以后的３０年，每天重复这样的生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说：“现在有许多人在努力的工作，他们过得很愉快，如果你回来工作也许就不会有那种感觉了。”他说：“问题不在这里。”我想，他既然不是为了怀乡，很可能就是面临了中年人的恐慌。
提到中年人的恐慌，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晚上，10个35岁左右的朋友在一起吃火锅。其中有一位姑且称为江文敬，他的成就比一般“留学生”大而快，工作7年后，从美国返国探亲，他觉得该是自己回来“还债”的时候了。他认为，自己当时能有成就，是因为本地社会给了他智能和教育。他问我：“你在本地做事已经一年多了，如果我回来，不在大学教书，一切从头来，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我不知如何替他打算，于是一起在当时本地三大报纸的人事栏上寻找工作的机会。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他可以应征的工作都规定年龄要在35岁以下。那时候，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惊讶不已，紧接着，每个人露出疑惑、忧虑的神情。江文敬久久没动筷子，我说：“我觉得不舒服，我想，你一定也觉得难过。”“难过？岂止难过！我觉得恐慌！”他说。
江文敬恐慌什么？他恐慌的是：“我正想参与这个社会，谁知道我已经跨入被这个社会排拒的年龄了！”后来我当然经常有机会和当时35～40岁之间的这群老朋友相聚，我特别注意到他们的生活感受。好几次不等我开口，也有老同学主动的提出这样的问题。除非是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人，否则大概都会面临中年危机。有些人的危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迟，但迟早总是会来的。
心理学家重视的，常常是儿童和青少年，有系统地研究成人的生活，也不过是近十多年来的事。耶鲁大学精神医学系的心理学教授李文逊和他同事有系统地研究了40个不同职业的男人，他们的发现和上面提到的但丁、汪文敬等人接近中年的感觉十分相似。
其实，成人和儿童的青少年一样，也是有发展的周期性。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必须经历几个发展的周期或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一个生活的架构来引导他，差不多七、八年就得换一次。如果做不到，大部分人就有“不进则退”的情况发生。在37岁左右死亡的艺术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恐惧江郎才尽而死的。
7年一度的危机
以离婚为例，根据美国的统计，半世纪以来，有５０%的婚姻，维持年数平均为7年。在我早先处理过的国人婚姻或家庭问题中，第一次考虑离婚的时间也差不多是结婚后七、八年左右，现在或许早些。在美国，离婚是一个社会可以谅解的退路，在台湾，离婚还不太为社会所允许。我想，有妻有子的中年人，恐怕是“马杀鸡”、“变相陪酒”、“纯陪酒”、“午妻”、“换妻”、“包二奶”等活动中的主要主角。“七年之痒”用来形容中年人的第一次危机，的确相当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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