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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理想的反挫
暴力与疏离(1)
作者 : 吴静吉


   要怎样消除挫折感,促进人际关系的良好,主要就是扩大公众我、减少隐私我,免得自己老是陷在忧虑的情况里。

  

   谈到挫折,就不得不谈谈青少年问题的两个极端:暴力与疏离的问题。

   首先要澄清的观念就是,一般人常常用“好孩子”和“坏孩子”来划分青少年,不是好的就是坏的,这样的说法很不好。而且这个说法还关系到我们对“好孩子”、“坏孩子”的刻板印象。

   所谓的“坏孩子”,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就是不上进、不用功的孩子。他们可能是逃学的、到处游荡的,最后呢?变成用暴力侵害他人。如果他到了用暴力侵害他人,破坏社会的秩序,以社会的标准来说,这是一种病态。

   而“好孩子”,就是肯读书,会考试,然后“留学”,最后呢?他可能在那里成家立业,和我们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教育投资浪费了,社会栽培人才的期望落空了。这种疏离的现象,也是一种病态。

   当然大部分的青少年不一定这么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那就是许多青少年正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心、研究。

  

  教育方式的失当

  

   我们的学校教育,在大学之前常给学生过多的挫折经验。比如说,在一所著名的高中里,每次月考的数学成绩,总要有一大半的学生不及格。这些不及格的学生当然很挫折,可是他们的数学能力真的就像考试所表现的那么差吗?只要想想,他们是经过多少次淘汰才挤进这所高中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学生的学习能力。

   对于学生而言,这种经验是很挫折的。可是这种情况在许多国中、高中却很普遍。

   同时,我们的教育常以智商为主。这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是以功课的好坏做为标准,以为“功课好,一切好”。其实功课的好坏,尤其是升学考试的好坏,只能表现出一个人的部分能力。但是除了功课之外,其它的音乐、美术、劳作、运动等,在学校又不受到鼓励,因此一个课业上受到挫折的学生,就没有发展其它方面专长的机会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给学生很多挫折,而又没能有效地教导学生如何处理挫折,怎么做?如何做?当他受到挫折时,可以拿这些方法来帮助自己。

   其实,小学课本里就有孙中山经历10次失败,最后才革命成功的例子;大家也经常听到“失败为成功之母”的故事。可是我们的青少年,仍然不能解决挫折,仍然不能帮助自己适应。

   有四个原因,使得这一方面的教育和预期的结果不一样:

  

   一、因为我们常举些特殊的成功例子,在希圣希贤的传统下,我们常常拿圣贤的例子教育学生,可是这些例子大多是令人觉得高不可攀、仰不可及的伟人。比如说,孙中山是伟大的,他创建了“中华民国”。但是到底“国父”只有一个,以此类的人物做个人心中崇拜的对象很好,如果要做为一般人行事处世的模范,则似乎不太切实。对于许多人来说,教导他们如何做个健康快乐、适应良好的人,应该是比较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急速变化中的社会长大的青少年。

   二、所引用的行为模式和日常生活经验脱节。比如说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如果举的例子是乡村的,都市的小孩子可能不了解;如果举的例子是都市的,那么乡村的小孩也可能不懂。而且课本里的评价,往往又和社会评价不一样。某些在课本里推崇的职业,在真实环境中却不受重视。这样子,就造成青少年自小就有“生活和课本是两套”的矛盾。

   这种冲突对女性尤其明显。在学校里,女学生常被要求端庄娴淑,她就这么做了。可是一毕业踏入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却发现要泼辣尖锐才能生存。那么她有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挫折就很难说了,至少在这两套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中,她会觉得无所适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中女性比例的增加,这种生活经验的错乱可能是原因之一。

   三、我们的教育方式似乎相信一个观念:认为知识和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关系。换句话说,认为知识的获得,本身就有使人实践的力量。其实这是不对的,尤其是道德行为不仅不受知识的影响,反而是受情绪的左右。比如说:要是有人每次你一要求他都帮助你,有求必应,但是有一次他没有满足你的期望,你通常的反应却是——恨死他了!一笔勾消他以前对你的恩情。像这种事情很明显的是情感而非理智的反应。

   认知与行为的产生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行为的产生需要训练,而学校通常只让学生做到“知”,而忽略“行”,也就是缺乏实践的训练。知与行不能配合,自然就有了问题,所以“言教不如身教”这句话,实在值得教育工作者再三深思。

   前面的种种情况下,学业受到挫折的学生,自然不能在学校里得到任何改善自己困难的方法,于是他们就会有退缩、逃避的倾向。甚至于变成敌视外界,采取一些反社会的行为,使用暴力来发泄自己的挫折。

   四、老师没有接受回馈的机会。我们的制度,使学生不能直接反映老师的教学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不知道如何修正自己。另一方面,“教师”通常被视为一种普通的职业,那么任教就好象买门票看电影,先买了再说,完全不能预测将会演什么。这就是教师的性格是否适合担任教职的问题。我们不是常听到对学生要“因材施教”吗?可是却没有对将要做教育工作的人实施“性向鉴定”,先了解他是否适合教导学生。

   我们既有的教学环境中,往往只强调“成绩好”,而忽略了“教育即生活”,即使是一个受过训练而且有抱负的老师,也很难突破这种现况。有一位教育系的同学,在进入某个初中教书后,就采取他认为是启发式的教学法,让学生来参与、讨论。结果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他那一班原来是全校名列前茅的,现在却降到倒数第二名。

   一方面因为学校把各班成绩公布出来,使这位科班出身的年轻老师觉得很不自在,另一方面学生也因为荣誉感的驱使,便要求老师说:“老师,你打我们吧!我知道你爱我们,但你还是打我们吧!你不逼我们,我们就不会好好念。”结果这位老师发了狠,放弃自己的理想,采用以前不屑一用的方法——体罚。结果第二次月考,全班名次立刻升回到第二名。这个老师终于达到社会对老师所期望的标准,而且学生的态度也使他以为这才是真正的为学生好。这样子便冲淡了他因为没有坚持理想而产生的愧疚,从此他便心安理得地继续“执起教鞭”了。

  

  
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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