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朱熹以来，特别是自清人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人以来，以至当代杨景凡、俞荣根、匡亚明、钱穆等专家学者，均对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持否认态度。他们的观点也相当有力，即：一是孔子诛少正卯事仅见以上所列书籍，而不见《论语》、《左传》、《春秋》等经传，以为像孔子诛少正卯如此大事，竟不留一点记载痕迹是说不过去的。二是孔子秉政七日，就以一大夫（孔子）而杀另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并且他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如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问题时，就遭到了孔子的反对，说“子为政，焉用杀”。孔子的后裔孔令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还认为：“孔子在鲁任官时，军政大权操于季氏三卿之手。孔子虽任大司寇，仍须听命于季桓子，不能想象越过季桓子任意杀人。”因此，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七日而诛少正卯，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更有尊孔者，甚至认为连少正卯这个人也是虚构的。还有的以为“诛”字在古代可以释为“责”字，孔子诛少正卯，实则是责少正卯。
对于这一问题做了开拓性、实质性贡献的，是学者赵纪彬。虽然他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一书，写作出版于“文革”时期，有着明显的那个时代的所谓“批儒崇法”的痕迹，但是一个学者的基本的以事实为依据的科学精神，还是使该书有着相当的学术价值。
赵纪彬认为，《荀子》毕竟为先秦著作，其所载人物、事件，其细小情节虽不可尽信，而重要的记载却必须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而且《荀子》性质与《庄子》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能同科。《庄子》是寓言，而《荀子》则是严肃的学术争鸣论著，“绝非子虚乌有的寓言”。因此，从战国末至南宋初的一千四百余年间，历经东汉《王制》的作者、韩婴、刘安、司马迁、刘向、王尊、王充、班固、李膺、应劭、王肃、《尹文子》作者、刘昼、孔颖达、苏轼、郑樵、胡宏等从各方面反复称述，虽因立场不同、学派不同，说法也各有出入，但却共信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尤其是其中的司马迁，其家累世为太史公，“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而其中的刘向，则是以皇帝宗室而“领校书中《五经》秘书”，都是见闻宏博，所记必有依据，是渊源所渐、传习有素，绝非盲目抄袭《荀子》。因此，赵纪彬在反复考证之后认为：“凡此史实，已足证明伪造说不能成立。因而我的看法亦与伪造说相反，确信少正卯实有其人，孔子诛之亦实有其事。”
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第一个发出怀疑并予以否定的是宋之朱熹。他在《舜典象刑说》中云：“若少正卯事，则予尝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吾又安敢信其言，而遽稽以为决乎？聊并记之，以俟来者。”朱熹真是说到了天下儒生的难言之隐痛处：正在大家都为孔子杀人而心存大不安的时候，出来一个权威否定这个事，而且还明明期待着“以俟来者”，于是也必然就会有了那么多的“后来者”随声附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