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让我们温习一下孔子在《论语·阳货》中的理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两千多年来，统治者是把《诗》作为必学的经典的，而孔子的话，更是要当作“教导”执行的。但是人们恰恰忽略了孔子这段话的真正含义。孔子将《诗》的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兴”指诗歌可以提高想象力，陶冶情怀；“观”表示观察，观察社会风俗兴衰及政治的得失；“群”即通过诗歌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改善人际关系；“怨”则是明确地提出了诗歌的批评与讽刺功能，意即对于执政者过失与社会黑暗的指责、揭露与抨击。当然，这种“怨”，是多义的，也包括着“哀伤、挽歌、谴责、讽喻”（黄宗羲语），但是其对于执政者的批判与指责，毕竟是“怨”的最主要的职能。这一职能，也是被历史的权威肯定了的，如《毛诗序》谓诗的作用在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而孔安国则直接将“怨”解释为“怨刺上政”。
谁说西方文化是乌鸦文化——报忧不报喜，中国文化是喜鹊文化——报喜不报忧？我们的文化源头，就说过了可以“怨”、必须“怨”。“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真正的仁者，不仅能够爱人，让心中充盈着爱的阳光与温柔，还要明辨是非，能憎能恨能恶，这个“恶”，也就是“怨”。而且这种可以“怨”的诗，发展到二十世纪之初的时候，也便演化为蔚为大观的以鲁迅为创始者的杂文。
还有，我们不妨再深想一步，提倡“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孔子，为什么不再给诗列出一条“颂”的功能？有“怨”有“颂”，多辩证呀，而且还会使天下历代的统治者好说话好操作。但是孔子硬是觉得诗的作用不该有“颂”。也许那些对于孔子的这些想法有意见却又不好直说的人会说，《诗》中不是也有“颂”吗？但是仔细品品，诗经中的那些颂，按照毛翰先生的发现，都是史料性质的，聊备一格罢了。
孔子的意思很明白，当政者不贪污、不违法、不以权谋私、不一言堂、不横行霸道甚至廉洁奉公，是那个位置上的本分，理应做到的。如果还把这些正常的理应做好的东西拿来作为典型，隆重地、大张旗鼓地宣扬，铺天盖地地“颂”，恰恰说明有些是非已经颠倒，那些本该做的东西已是多么稀罕，也就可想而知，如今的社会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执政者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虽然这样，两千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充斥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颂”，起码它是占主流地位的，或者每一个朝代的当代，都是让“颂”统摄着的。不仅统摄着，还会达到由肉麻到麻木的登峰造极。“万岁”，“最”，“忠”，“圣明”，“英明”，“天才”，“隆恩”，“伟大”，“盛世”……
至于“怨”，往往是才萌芽便会被戴上各种罪名的“帽子”，而后再被蛮横地扼杀，有些帽子虽有创意，但是仔细一想却又是可笑的，甚至是逆世界进步潮流的。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无疑，这是在把政治清明与黑暗、执政者好与坏的评判权交到了民众的手中。这不是硬性地交给谁，而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因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