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境界上的，中国还有鲁迅。进步青年也是诗人的柔石被国民党枪杀之后，鲁迅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话：“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指监狱）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是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在《柔石小传》中，先生写着：“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在先生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的日记里，这样记着：“夜交柔石遗孤教育费百。”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残忍地枪杀了大批和平请愿的学生之后，连续几天，鲁迅不吃，无语，病倒也不找医生。但是病倒的鲁迅却连续写下了《死地》、《可惨与可笑》、《空谈》和《记念刘和珍君》，向专制者射出憎恨的火焰，向饮弹的青年“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先生有一个叫韦素园的学生，在他的支持关怀下办起了“未名社”，在无声的中国出版、翻译进步书籍。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进步的青年怎能不命运乖蹇呢？穷困的素园默默地实干着，却得了肺结核病，累得大口大口吐血，爱着的恋人也和别人结了婚。鲁迅关怀着这个无依的青年，就是南下厦门、广州和定居上海，也不忘这个病着的学生，深情地鼓励他：“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日，是韦素园的“节日”，这一天，到北京探亲的鲁迅一早就赶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来看他。病中的素园，头一天就和人一起把病房打扫得十分的干净，还把为驱寂寞而喂着的小鸡，挑了几只个大的，专请大师傅做了菜款待自己敬爱的恩师。从早上直到下午，他们忘情地谈着，很晚了鲁迅才不舍地离去。素园知道老师嗜烟，几次催他吸烟，但鲁迅为了学生的身体一直忍着，逼急了才跑到外面老远的地方抽一支就回来。素园终竟死了，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刚刚三十岁。鲁迅久久地哀伤，像孔子为学生颜回、子路的死而哀伤一样。他亲笔为他心爱的学生写下墓志“宏才迹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并写下了《忆韦素园君》一文：“是的，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顶尖，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这是对素园的忆悼，也是对那些脚踏实地为民族救亡工作的青年的赞美，更是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的殷殷期待。复信，荐文，校稿，抄写，寄书，谈话，买药，讲演，授课，营救，开药方，介绍工作以至为学生捆束出发的行囊……在他劳累的一生中，有一半的光阴是为青年们“打杂”费去的，另一半，则是为了青年与中国的未来在写作上耗去的。他可以为了给一个不知名的青年打抱不平而宁可得罪一家大出版社和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对那些对自己恩将仇报的青年不予回击，并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给以公正的肯定；他可以用自己的手稿包油条、当手纸，却珍藏着青年们幼稚的木刻作品直至到死；他可以为一个青年的消瘦而难过，更可以为青年看稿校对累得吐血而全然不顾。
不正是这些颗跨越巨大的时间空间的怜悯之心，撑起了东西方的文明吗？
孔子这样的“小事”多得很。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子罕》）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述而》）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
如果遇见穿丧服孝服的、戴礼帽穿制服的贵族和瞎了眼睛的人，哪怕他们是年轻人，孔子也会马上站起来，脸上涌起严肃的神情。如果经过他们身边，一定会快走几步，不敢多看，也不忍多看；孔子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从未曾吃饱过；孔子如果在这一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
乍一看，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到。但是仔细思量，却并不简单的。这四十二个字里，让一个胸怀着一颗最真实的同情心的孔子，历经两千多年无情时间的淘洗却仍能不朽。同情又尊重弱者，心如明镜台的孔子用他那颗明净的心照出着普通百姓的疾苦，并真真切切地用心去体察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