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鲁国国都曲阜，恰恰是她实现这一计划最好的地方。古代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他的长子伯禽前来掌管封地的时候，就带来了众多的典章文物，以至到了春秋末年，经过战乱之时典章文物的流散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周朝的典章文物尽在鲁国。《左传·昭公二年》中，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这一年，晋侯派韩宣子到鲁国聘问考察，这个韩宣子在聘问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他的这一结论说明，在周室名存实亡、其典章文物在犬戎入侵、平王东迁洛邑而遭到惨重破坏的时候，鲁国却相对完好保存了这些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而韩宣子访问鲁国的这一年，孔子只有十二岁。鲁国国都曲阜，当然也是贵族聚集之地，更是“六艺”的兴盛之地。让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既能在耳濡目染间受到熏陶，更能提供有利的学习条件。当然，孤儿寡母，首先还要谋生。他们居住的阙里，是曲阜最繁华的地方，谋生的门路自然会多；而曲阜几家颜氏大姓的存在，更为她提供了亲戚的帮助；加之叔梁纥远扬的名声等，也为他们母子的立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当年这对母子的具体生活细节。不过我们不妨从孔子自己的话中去体察当时的情景，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因为我是孤儿出身，从小在艰难困苦中走过来，所以就学会了不少被认为是鄙贱的技艺。艰辛，穷苦，是肯定的。为了糊口，也为了成长，儿子都要做许多鄙贱的事，作为含辛茹苦的母亲，更会苦上加苦，做更多也更加鄙贱的事。在郑环《孔子世家考》里，有这样的记载：“圣母（指颜征在）豫市礼器，以供嬉戏。”是说颜征在花钱买礼器给儿子作嬉戏的玩具。这钱到底是为人做保姆得来，还是为人做针线活或浆洗劳作得来，都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千辛万苦的母亲的忘我之爱，是她的让儿子从小就得到良好教育的良苦用心。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记载的场景，更加印证了少年孔子的学习成长过程：“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这个俎豆，就是当时祭祀时存放供品的方形和圆形的祭器。祭祀是礼中之大，而礼又是晋身贵族阶层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小小年纪的孔子，连玩耍都要练习怎样摆放祭器和实习磕头行礼，其学习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艰苦的学习，当是少年孔子的主要功课。内容当然以可以进身谋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主。这种“六艺”，在当时已经作为一种“儒业”，只是等到孔子将仅是晋身谋生技艺的“儒业”，身体力行地变为可以载道、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政治观点并开学授业的时候，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学派。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这也许就是早于孔子的儒业与孔子所创儒学的分界。纯粹当做晋身谋生的职业，这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儒”。只有从这一步前进到探求“六艺”的根本意义、源流演变，塑造一个有完美人格与高度修养的“士”，并进而积极入世，使社会变得更好，才是达到了“君子儒”的境界。
孔子的十有五而志于学，则已表明，他已经在他少年时代结束的时候，有了从“小人儒”进步到“君子儒”的觉悟，这还有漫长而坎坷的路要走。可是正当少年孔子向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领域迈进的时候，人生的打击却接踵而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