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荆州比作一个车轮的轴心，今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就都有人在向这个轴心辐辏。人们涌向荆州，无非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避乱求生，第二是暂栖此地以求将来的发展，第三是求得文化方面的学习与进取。荆州地区的富庶与安宁毫无疑问能满足人们前两项需要，而荆州地区良好的教育和学术气氛，又为第三种需要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荆州地区有当时最繁荣兴盛的教育，这首先要得益于荆州刺史刘表的提倡。《刘镇南碑》这样记载刘表的兴办教育：
武功既亢，广开雍泮，设俎豆，陈罍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以千计。洪生巨儒，朝夕讲诲，訚訚如也，虽洙泗之间，学者所集，方之蔑如也。深愍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铲浮词，芟除烦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故本，于是古典坟集，充满州闾。
作为一州的最高首领，刘表在荆州基本安定之后，能广开学校，亲自主持仪式，奖励学者，整理古籍，这无疑会大大地促进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除大力提倡教育外，刘表还任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主持文化教育工作。南阳人宋忠，是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其名气与郑玄不相上下，刘表任命他为五业从事。零陵人刘先，“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被刘表任用为别驾。义阳人韩嵩，荆楚有名望之人，被刘表任为从事中郎。大音乐家杜夔到荆州后，刘表让他与孟曜一起整理汉朝的雅乐。才华横溢的祢衡，受到刘表的礼待，“文章言议，非衡不定”。
刘表大力提倡文化教育以及重视文士儒者的做法，使得荆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发展。《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载：“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除官立学校之外，荆州的私学也很兴盛，司马徽、庞德公、杨虑、颖容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私学开办者。王粲对刘表在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满意的，然而他在谈到荆州的文化教育时却充满了赞美之情，说刘表重视文化教育，“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于是幼童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觽，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如也，竞竞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这充分反映了荆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
诸葛亮到达荆州的时间，正是这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步复兴的时候。
诸葛亮在荆州居住十多年，正是这里社会安宁、经济富庶、文教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富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衣食之源；社会安宁，为他提供了读书、思考的优良环境；文教发展，为他提供了接触各类名人，掌握各种信息，以及提高文化素质的良好条件。
可以说，富庶、安宁、文教发展的荆州，乃是这位千秋名相成长的摇篮。 |
